贪官为何信“跪”不信“法”

下跪事常有，官员下跪不常有--2003年出了个山东济宁市“下跪副市长”李信，今年才出了个广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原副主任覃赛先：她被控10多年前受贿169万，用于家属炒卖房产，在庭审中，她“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冲着法官当庭下跪，‘我请求法官看在我为党和国家做过贡献的份上，考虑我余年无多，允许我到外面住院治疗，边住院边接受审查……我在这里给法官大人跪下求情了！”

贪官们下跪，并不是真诚地乞求人们对自己罪行的谅解，表达一种发自肺腑的赎罪感--要是那样，贪官们就应该向公众下跪--而是为了求得最好的归宿，抓住一根“法外开恩”的“救命稻草”。这样的下跪，和常见的在办案人员面前痛哭流涕、指天发誓一样，因为其“表演化”，很难博得人们的同情，只不过在“活该”之外，徒增一些笑料而已。

问题是，贪官们何以相信“下跪”而不相信法律？

如果坚信法律的威力和严谨，相信罪行已然昭昭，无论换了哪个法官都会作出同样的判决，相信不可能有“法外开恩”的例外，那么，这一“跪”就毫无疑义，贪官自然就不会下跪--毕竟，男儿膝下有黄金。贪官之所以选择下跪，乃是相信“情”大于“法”，“下跪总是有用的”。

所以，不能说贪官此举是心血来潮，而不妨看作是他们对某些社会心理和官场潜规则的一种总结和利用。我们的身边弥漫着一种“下跪文化”，见诸新闻的就有：研究生下跪求职，西安十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胶州一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公司把“下跪训练”作为培训项目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跪”的常见，乃是因为“下跪总是有用的”。跪求的结果常常是，跪者可以得到规则外的利益，受跪者（最常见的是官员）有权“法外施恩”，因而也接受得则心安理得。被“下跪文化”浸洇已久，贪官在法庭上下跪求情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百多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批评有些中国人没有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下跪，就是在自我缩减“人格”的高度。而维护每个人人格的高度，不能靠别人的施舍，而靠制度的支撑。

贪官法庭下跪求情，或许是一个饭后笑料，但其背后的东西也值得琢磨一二。建设法治国家，先要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先要培育法治官员。官员不相信法律，不敬畏规则，建设法治政府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的人治有着几千年的传统，要想在短时间里戒除这种文化毒素，显然属于奢求。但是，让法律“神圣”起来，让制度成为人们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仰，确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