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忠经常往返于京沪两地，在沪时基本是为了生计而“奔”，到京则完全是为了学术而“走”。

也许是上帝不太忍心他如此辛苦吧，于是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老人悄悄地推到了文忠面前——他就是周一良先生。

具我所知，文忠本来和周先生并不熟细（几面之交而已）。那一年，不知道文忠是出于何原因，着迷似地一门心思的要把周先生上个世纪4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时的博士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翻译成中文（论文原稿是英文）。那时，文忠为了请教许多学术上的问题便开始和周先生有了密集的接触。随着接触的渐渐曾多，周先生已经完全被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所打动……。

他们在闲聊时也难免问及文忠目前的状况，周先生为此感到十分可惜。当翻译工作基本结束时，某日，周先生在文忠将要离京时，拿出一封已经封好了的亲手信，请文忠返沪后交给久居上海的老朋友王元化先生。当文忠接过这封看似很平常的信时他并没有多想什么，自认为这只是两位老友之间的一次正常书信。然而，正是这封信从此改变了文忠的道路，现在回过头看，也正是因为这封信才为中国学术挽留下了一个学术天才（在文忠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另一个老人的亲笔信，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他走入“麦城”的，但那时的文忠年轻气盛，并没有把那封信交给本应该得到的人，而是随手收入了他自己的“资料库”。多年后，我们聊及此事时，我能感觉到他深深的后悔。我想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文忠也许在20年内是不会对外披露的）。

当上海的王元化先生在开启周一良先生这封亲笔信的同时，也拉开了几位老人合力牵引文忠走出“麦城“的序幕。

周先生惜才，亲笔手书给王先生，力荐文忠，请求王先生务必收留这个年轻人做自己的私人学术秘书，并重托王先生在适当的时机帮助解决文忠的工作问题。数日后，当周先生在郎润园湖畔散步与季先生相遇并偶然提及此事时,季先生一连三个“好！好！好！”（特别巧的是本人当时也在场）。

时隔不久，季先生又亲自打电话给王先生以“声”重托之。事后，据王先生说，季老电话里说：“……这是他50年未遇到的一个天才年轻人，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季先生给王先生打电话的时候，两位老人除了在学术上的相互关注或者说是“神交”之外，他们并未谋过面。具我所知，他们大约是在几年以后才有过第一次真正见面（好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见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季先生也算是向“陌生人开口求援“吧。这对于季先生来说可真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必多说了。简单的说就是，文忠从那以后便开始给王先生做没有报酬的私人学术秘书，慢慢脱离了本不应该属于他的圈子，每天出入于上海衡山宾馆（王先生的办公地点）……。

很快，和周先生一样，王先生也被这个从“天上掉下来”学生的横溢才华所打动。于是，在众多学术场合王先生的身边多了文忠的身影。

之后，王先生又把文忠介绍给上海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并写信给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极力推荐、说服他们接受这位年轻人到复旦大学工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社会上的人要想进入大学工作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先不说水平问题，单就说争取一个全民职工指标都是个很困难的事情），最终，复旦大学历史系接收了钱文忠。1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决策人也未必想到正是这个当年的年轻人，今天已经成为复旦大学的一个“品牌”了。我不能不说当时复旦大学的领导是十分有远见的。

……。

王元化先生完成了两位老学长的重托，其中，周先生已经作古，季先生夕阳依旧灿烂。

如果说文忠在30岁以前是季先生、周先生等一大批老一代学者帮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那么，在他今后的道路中王元化先生便成为他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恩师，而这个恩师绝不仅仅是学术上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