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文章是我的好友李君所作。李君是个有思想的人，拜读了他的文章，就更觉得有这样的朋友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转载如下，以志纪念。

    近来，利用闲暇时间重温《古文观止》，当读到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争臣论》时颇有感触。在这篇文章中，韩愈采用设问辩答的形式，批评了当时名气很大、学识德行为世人所仰慕的谏议大夫阳城居谏官（即争臣）之位，而五年不为国家提有益的意见或建议的怠忽职守行为。这篇文章对规范反腐机制、加强官员的道德修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启示一：人的德行必须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完善

    当时人们对阳城的评价很高，说他是一个学识广博见闻甚多、而不求虚名的人，在职位上五年，他的德行还和隐居田野时一样。但韩愈并不同意这一说法，先用《易·恒卦·六五》：“恒其德贞，夫子凶”予以回应，提出对男人而言须因事因时改变操行和道德标准。并且根据阳城“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的现实，提出如果阳城能言而不言不如辞职的观点。韩愈文章非常直白，也直中要害。据说阳城读了这篇文章，当时似乎不在意，但此后工作作风大大改变。当权臣裴延龄陷害陆贽时，阳城上书极谏，为陆贽申辩。当皇帝想以裴延龄为相，阳城坚决反对，当面对皇帝说：裴延龄如果做宰相，就披麻戴孝到朝廷上痛哭。皇帝最后只好放弃这个打算。这篇文章的二个人物的表现值得我们学习。据推算，写这篇文章时，韩愈还只是八品的小官，而阳城已经是正四品的高官了，韩愈以小犯上，其敢于批评的勇气可嘉；阳城看到批评意见，不是打击报复，而是积极改进，实现德行的升华，更令人可敬。就个人而言，要完善自己的德行，就必须有闻过则喜的态度，敢于接受批评和建议并及时改进；就组织而言，要建立良好的道德体系，就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让能言之人俱言之”，形成健康向上的风气。

启示二：“争臣”之位必须而且只能做“争臣”之事

    文章中设问道：“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阳城讨厌诽谤君上的人，讨厌作国臣属公开指斥君主过失、以博得自己敢于直谏名声的人，因此，他虽然规谏评议，却使人不知道。根据这一说法，文章反驳道：向君主提意见不让人知道，是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城要做的，谏议大夫的职责是要当面指出君主的错误，使四方和子孙后代都知道朝廷中有敢于直言的耿直之臣，君主具备虚心接受意见的美德，从而使君主的美名流传千古。在一般人眼中阳城已经做的很好了，但在韩愈看来他该做的没有做好。这不由得不让我们联想到目前我们的纪检监察机关，近几年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加大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出台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些措施和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好成效。但我们用韩愈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我们是不是处在“争臣”之位而在做“宰相”之事呢？我们党的组织架构非常清淅，纪检、组织、宣传三大部门维护着党的工作运转和对党员的管理，按照常理，宣传部门要肩负起教育的职责，组织部门要肩负起制度建设和队伍管理职责，而纪检部门就必须肩负起监督和惩治的职责。因此，对纪检监察部门而言，监督和惩治是第一位的工作，是党的队伍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党通过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干部、查处干部从而达到保护党的队伍纯洁和党的事业发展。我们有很好的组织架构，我们的部门也在尽心尽力做各项工作，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具备阳城那样让人仰慕的学识德行，但由于“争臣”和“宰相”工作不分，使我们不该做的做的很好而该做的做的不一定好，这一点在我们某些基层纪检监察部门体现的非常突出。

启示三：为政之人必须要有圣贤之心

    韩愈根据有人提出的：阳城不求闻名、不求当官，不得已出山为官还能保持自己高洁的品德不变，为什么还要苛求他的责问。给出了如下答复：“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也，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进而又提出：天授予人以贤圣的才智，难道只是为了让他自己去过优裕的生活吗？当今的为政之人，虽不全都有圣贤的才智，但党给了我们圣贤般“兼济天下”的责任。我们要居为政之位，就必须修养圣贤的品德，接受人们的苛求。最近，党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在部分地区试点，随之而来，就有人提出要求其它非公务人员也平等地公示财产的声音。这种声音的出现，就是为政者中圣贤之心缺失的表现。文章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为政者不是圣贤，但你居圣贤之位，就必须用圣贤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否则就会在人们的苛求中淘汰出为政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