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篇开始，我将陆续分析王勃的一些作品，证明这些作品不可能是王勃写的。先从王勃最早的一篇《上刘右相书》说起。

　　《上刘右相书》是王勃的成名之作，《新唐书》上是这样记载的“麟德初，刘祥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封策高第。”刘祥道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拜的右相，而麟德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只有两年（664年正月—665年十二月），也就是说王勃做此文时只有14、5岁（王勃生于公元650年）。但是这篇文章的很多内容却表明，这篇文章不可能是王勃自己写的。

　　《上刘右相书》全文见《全唐文·卷一百七十九》：http://www.chinakongzi.org/wxxs/zuozhe/wangbo/200707/t20070713_2344073.htm

　　在《上刘右相书》首段里，有一处用典颇多：“故有元蛟晚集，凭鹤鼎而先鸣；苍兕晨惊，运龙韬而首出。并能风腾雾跃，指麾成烈士之功；蠖屈虬奔，谈笑坐群卿之右。”几处用典皆为古代传说中的猛兽，意指能臣蛰伏朝野，随后话锋一转，指只要是有才华，便可“越苍海，弃行间，排紫微，谒天子。”成就相得的功业。在后面的文章中，这种类似的骈文用典多达二十余处，如第二段的“故知阳侯息浪，长鲸卧横海之鳞；风伯停机，大鹏铩垂天之翼”等等。一个14、5岁的少年，熟悉这么多的骈文典故并能应用到文章的语境中去，并且辞藻华丽非凡，可能吗？

　　更为可疑的是，在第一段的谒天子之后，王勃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晋见天颜拥非常之位后的盛况——“龙章凤黻照其前，锵金鸣玉叠其後”。我们知道王勃的祖父是隋末大儒王通，但是在王勃出生前便已去世，而其父亲王福畤却也是德才兼备的人才，精于撰述，曾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县令、齐州长史等职——太常博士为从七品上，是太常寺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员，因此对这种盛况的描述更象是在太常寺任过职的王福畤的经历，而不是一个只有14、5岁未及弱冠的少年人所能描述的。

　　第二段的用典颇依然很多，其中涉及到了堪称驳杂的《易经》：“殊不知两仪超忽，动止系於无垠；万化纠纷，舒卷存乎非我。”在后面的段落里，作者多处引用了《易经》里的语句，如第六段中所引的“《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第七段中所引的“盖《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第九段中所引的“《易》曰：「拔茅连茹，以其汇征吉。」”，这种繁杂而切中文章的引用并不是一个粗通《易经》的人所能掌握到的。一个14岁的少年，对于《易经》有这么艰深的研究，可能吗？反倒是王勃的父亲王福畤——读书多年，对《易经》有很深的研究并不奇怪，并且在太常寺任职时不可避免的要用到《易经》这些书籍。

　　除《易经》之外，文中还所引典籍甚多，可见作者的知识十分驳杂。如第五段引用的《尚书》：“《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及第五、第六段所引用的两段《论语》：“「胜之不武，不胜为辱，天下之责，四面至矣。”、“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以及第八段引用的《诗经》：“《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可见作者读书之多，识见之广，这怎么可能是一个14岁的少年所具备的呢？

　　除此之外文章中还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比如第二段的“是以陈平昔之智士也，俯同降卒；百里奚曩之达人也，亲为饿隶。”，以曾身份卑微的陈平、百里奚的经历讲要知人之能，知人善用。陈平是西汉开国功臣，著名的谋臣，春秋时秦穆公所重要的政治家，一个14岁的少年想要了解这两个人的事迹至少要读两本书：《汉书》、《左传》。而后面的段落中更是大量用历史典故，如第四段中的“实以四海兄弟，齐远契於萧、韩；千载风?，托神知於管、鲍。不然，则荷裳桂楫，拂衣於东海之东；菌阁松楹，高枕於北山之北。”，第五段中的“昔者齐侯以力，方城为楚国之辞；虞帝崇文，苗人失洞庭之险。”，第六段中的“孔明耿介於当朝，子舆殷勤於易箦，盖有由也。”，凡此等等，如非熟读《战国策》、《汉书》、《三国志》这些经史典籍，应该很难消化并应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

　　从王勃的年表我们可以发现，从11岁到15岁这段时间里，王勃一直在师从曹道真学医，我们知道医学十分复杂艰深（现代大学都要比正常本科多学好几年，笑），而从王勃的“毕业”论文《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可以看出其学业优异，似乎并没有什么看闲书的时间。一个14岁的少年，在艰深的医学学习之余，还要研读《汉书》、《左传》、《三国志》这样史书以及《尚书》、《诗经》、《论语》等经史典籍并顺手拈来得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可能吗？能吗？吗？

　　在这篇文章的第三段王勃终于说到了自己。“借如勃者，眇小之一书生耳，曾无击钟鼎食之荣，非有南邻北阁之援。”未出仕自称书生自无不可，但是“无击钟鼎食之荣，非有南邻北阁之援（没过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仕途没有朝堂上的支援）”这个说法则颇为可疑。我们知道王勃做此文时已是麟德年间，《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九》所引《御史台记》曾记载了王勃的父亲与《御史台记》作者韩琬的父亲等朝堂名臣书信往来的事情，包括韩父在内的诸多名流对少年时的王勃便已称颂不已，王勃出仕初期一帆风顺的事迹也表明了这种说法的可疑性。

　　从《中说》附录王勃的父亲王福畤所撰《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中的一段掌故，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没过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仕途没有朝堂上的支援的人不是王勃，而是王勃的父亲王福畤。这个掌故涉及到唐初有名的一段公案“侯君集”案。

　　《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记载的事情是这样的：“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与陈尚书叔达相善，陈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与陈公编之，陈公亦避太尉之权，藏而未出，重重作书遗季父，深言勤恳。”

　　文中的仲父所指的是王福畤的父亲，王勃的祖父，隋末大儒王通的二弟王凝，在王凝任监察御史期间，因弹劾侯君集牵连到了唐太宗的大舅子，权倾朝野的太尉长孙无忌，由是获罪。由于长孙无忌的赫赫权威，王氏子弟的仕途基本都十分渺茫了。侯君集伏诛是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王氏一族得罪长孙无忌当在此之前，史书上王福畤的生卒年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从王勃的出生年代（公元650年）我们可以大概推断王福畤少年欲出仕的年纪恰逢王氏一族因侯君集案而得罪长孙无忌的时期，即便王通门生故旧再多也不敢在仕途上帮扶于他——从“无击钟鼎食之荣，非有南邻北阁之援”一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生于隋末唐初、因父亲早逝与兵荒马乱未过过锦衣玉食的生活、想要出仕但仕途渺茫的书生形象跃然于纸上，而这个书生并不是该文的作者王勃，而是王勃的父亲王福畤。

　　所以，《上刘右相书》这篇文章不可能是王勃所写，实际上应该是王勃的父亲王福畤的代笔。（完）


后记：

　　假期将终，无所事事，模仿一下几位批韩斗士方舟子、彭晓芸、张放等人的逻辑聊做此文，诸君一乐。

　　本来用《滕王阁序》这种脍炙人口的名篇来分析王勃更合适，其中用典更多写起来更方便，只是做《滕王阁序》时王勃已经是25岁的青年，批韩斗士肯定有很大的意见，于是找到这篇同样是14、5岁少年时的王勃所写的文章来恶趣味一下。做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想表明这种寻章摘句、文过饰非的手段几乎可以用在所有的少年成名的作品上，目光只局限在少年短暂的人生阅历而忽视其他可能获取知识的因素或放大其难度，以及以己之不能推他人之所能为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者，徒增他人笑柄（恩，我就是说达春绿~）。

　　送韩寒一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人何人不代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