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对中药的几点看法

山东·丁兆平   丁肇卫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1911.08～2009.07），山东临清人。他博古通今，被誉为“学界泰斗”。他提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应当是深层次的。他在《糖史》一书中对中药的几点看法，或有深意。

 一部《糖史》，长达七十多万字。用季羡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写《糖史》，与其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既然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本书所搜集的其量颇大的中外资料，对研究科技史、农业史、医药史等等，也不无用处。”岂止是不无用处，季先生就在书中多处涉及对中医药学的评价。兹将他的评价摘录如下，笔者认为，这对如何清醒地进行中西医药学比较以及清醒地思考中医药学的发展方向，都是颇有裨益的。

 关于甘蔗和糖的药用，他说：

 “知道甘蔗和糖等能够药用，是经过了极为漫长的时间的。大概是经过了多次‘临床使用’，才逐渐认识到了甘蔗和糖等能够治些什么病，知道它无毒，而后扩大使用的范围。一切动、植、矿物的药品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156页）

 按：季老从甘蔗与糖的药用进而谈到了“药食同源”的中医药发展史。

 关于糖的药用价值，他说：

 “至于红白砂糖的药用和食用价值，大同而小异，并不是加工越精，价值越高。有时候红糖的价值更高，比如孕妇初生婴儿，往往吃红糖来补养，而不用白砂糖。”（484页）

 按：“不是加工越细，价值越高。”红糖所代表的这种情况，以中药视之并非唯一，诸如多种药食同源的中药也多适合。评价中药，一者不可仅仅着眼于个别的成分，二者不可局限于个别成分的含量。有关“化学等量不等于生物等效”的生物药剂学观念曾让我对某些天然中药的作用产生过一些思考。

 关于本草创新，他说：

 “我在过去两年翻阅了大量的《本草》，有一个印象越来越深，这就是：《本草》一类的书籍，因袭者多，而创新者少。像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如凤毛麟角。李时珍本人对每一种药用植物（还有非植物）几乎都亲自观察研究，一方面继承前贤遗说，一方面增添新东西，他的著作之所以成为千古名著，实有因也。”（484页）

 按：创新对中医中药也是极为重要的。中医药学传承多、创新较少，这是大家的直觉，似乎谁也不能否定。但对此，似也可从季老有关历史材料重复的一点认识上得到一定的解释。季老认为，“前代的材料在后代书中出现，这至少能证明，这些材料在后代还有用，还有存在的价值。这当然是好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容易重复。”中医药学是一门实用、实践的学问。它确确实实是在有用的前提下传承的。一直在沿袭有用的东西，所以中医药学从古到今有余脉。辩证地看，利弊均存。如一概否定，则决非正确的评价。

 关于中药君臣佐使配伍，他说：

 “在中国，中药药方基本上都是许多味药组成的。其中还分什么“君”、“臣”，我理解，就是讲哪一味主攻，哪一味药为副、为辅，有的甚至配上解毒的药，以防万一误诊，下了药，还可以解除其作用。总之是，错综复杂，形成了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这是中医优异之处，非那些以‘天之骄子’自命的有偏见而又愚昧可怜的西方医生们所能理解的。”（914页）

 按：在对中药药方组成的这段评论中，对于中西医某一细节的比较评价，他的观点是明确而不含糊的，我们从“偏见”、“愚昧”等词语中可以体会得到。中医中药是有优势的，我们无需自尊自大，更切勿妄自菲薄。中医应当认清自我，坚持“自主发展”。

 值得追问，季老对中药的以上观点，仅仅是在涉及到中药时“就事论事”呢，还是他将对于东西方医学的差异放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视野中而得出的看法呢？季老述写作《糖史》的目的时说，“我希望，我这一本书能成为一本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删除废话，少说空话，不说谎话。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笔者的思考是肤浅的。而对于我们该如何深刻地认识季老的这些观点，录而思之，并深愿祈教于方家。（编辑    王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