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渝   文

为什么富人比穷人更长寿? 这是现代医学的一个不解之谜。为什么在全世界，收入更高、文化水平与社会地位更高的人各种健康指标也更高?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本小册子上说：“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罹患重病和早亡的可能性比接近顶层的人至少高一倍。”

对这些问题传统的解释是，越有钱、社会地位越高，意味着可以享受的医疗条件就越好。但是，这种说法甚至在10多年前，就已显得没有说服力了。如果说医疗条件是一个关键，那么，在英国的医疗服务计划和美国的老年保健医疗计划与医疗补助计划出台后(更不用说还有由雇主负担的健康保险)，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健康差距按说应该缩小或消失。但事实上，在这些计划实施之后，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这一差距都在扩大。1994年有关机构对英国公务员的一项调查表明，这类人全都享受同等的医疗保健与其他社会服务，而且，其物质性的工作环境也大致相同。但调查显示，即使在这个同类人群当中，地位越高者，身体越健康，每一级文职雇员都比其最直接的下一级雇员寿命更长。原因何在?

今天，标准答案，或至少肯定可以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大型卫生机构得到的答案是：不平等。其论点是，低下的社会地位意味着无保障、紧张与焦虑，而所有这一切都会降低对疾病的抵抗力。1999年由22名医疗专家合著、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一部著作详细论述了这一社会心理原因。书中有一处问道：“工作单位、社会孤立程度、支配生活的感觉不同可能会影响到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病等疾病或死于这些病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作者的答案是明确的肯定。

为了充分证明其论点，作者以实例显示，在非洲野狒狒世界中，处于支配地位者往往最健康。这种经过修正的标准答案虽然似乎有些道理，但也有缺陷。这22名专家给出的答案也有问题。问题之一是，在地位高低不同的工作之间，紧张与焦虑的程度差别多大，并无可靠的比较数据。很难说，理发师、电梯工和低级文职雇员比外科医生、执行副总裁和高级文官更紧张。

另一个问题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的解释并未说清楚为什么在雇主和政府提供了更好的医疗保健条件之后，在健康方面的这种差距仍在拉大。他们也解释不清一个众所周知的健康差距的根源：下层人群抽烟的比例高得多。

长期研究智商问题的两位学者——特拉华大学社会学家琳达·戈登弗雷德松和爱丁堡大学心理学家伊恩·德里，近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所作的解释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他们的答案既极其新颖，又简单明了。他们在文章中说，富人寿命长主要是因为他们更聪明。这一论点的依据是多种不同的观点，而且全都有充分的文件资料。

这一论点有3个要点：第1是社会地位与智商和其他智力标准对健康明显地有正面的影响。这一点在几十年前就已得到确认。在现代发达国家中，收入与社会地位中0  .5％的因素与智商相关——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智商不能决定一切，但也清楚地证明，它对人们最终的生活状况有很大影响。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专业与技术”人员的平均智商为111。非技术工为89。一个智商在76到90之间(远远低于平均水平)的美国人生活贫困的可能性比智商高于125的人大7倍。

第2个要点是与智力和“保健知识”——一种理解并遵循疾病预防与治疗指令的能力密切相关。聪明的人往往最了解与健康相关的问题。保健知识水准现在比以往更重要。

过去，健康与长寿方面的长足进步取决于公共卫生、免疫和其他不需要普通民众做出决定的举措的改进。但是今天，主要的健康威胁是慢性病，这不可避免地要求病人参与治疗，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很明显，很多病人对该由自己尽责的部分做得很糟。伊恩·德里还与人合写过一篇研究英格兰人儿童时期的智商与成人后的健康状况关系的调查报告。其中一项主要发现是，智商每低15点，死亡率高17％。普遍能够享受的医疗条件为何不能缩小健康差距，原因之一是，低智商者未能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戈登弗雷德松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列举的一项2003年的调查显示，美国每年开出的处方有18亿份，有半数以上的病人没有遵从医嘱。报告还指出10％住院治疗的人都是由于病人不能掌握自己的药物治疗而住院。199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将近30％的病人用药方法严重威胁他们的健康。在低收入者的诊所里，不遵从医嘱的现象尤其严重，高达60％。这通常被视为病人没有这种意愿，但也常常反映有人根本看不懂医嘱。

第3个要点是与前瞻能力——避免确定的健康风险(包括吸烟)相关，即生活方式问题。在下层人群中，吸烟、肥胖和不爱活动的生活方式更为普遍。美国疾病防治中心200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过健康生活的可能性比高中以下学历者大两倍。

能为没钱看病的穷人做些什么，这个问题美国人已争论了很多年，他们最终断定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现在，除了钱这个障碍，我们却发现了另一个障碍：养生习惯的复杂性。鉴于这种情况，医疗系统必须寻找更简单、更明了和更省钱的办法，为下层社会的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