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焦振廉

回溯中国文化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被后世称为“圣”的人，例如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被称为“诗圣”的杜甫。中医的历史也曾造就了许多优秀的医家，但被称为“医圣”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张仲景。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的后期，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昏暗的政治和近乎疯狂的土地兼并使大量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起码条件，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黄巾起义从根本上打击了当时统治的基础，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使东汉朝廷名存实亡。除了战争，杀伤力绝不亚于战争的瘟疫，也在无情地劫掠着原本鲜活的生命。不必说普通的百姓，即使在官宦豪门，瘟疫也引起了恐慌。曹丕，这位后来继承父业当上了皇帝的豪族公子，曾经这样写道：“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与王郎书》）他的弟弟，才情盖世的曹植这样描述当时瘟疫所过之处的惨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说疫气》）可知那时人间几乎变成地狱。

张仲景，名机，仲景是他的字。历史上很少有人称他为“张机”，因为称字是中国人礼敬他人的传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后来人对他的认可。关于他的籍贯，有过很多争论，比较趋同的说法是河南南阳。在中国人眼中，“南阳”这个地方并不陌生，千古名相诸葛亮就曾经“躬耕于南阳”。尽管我们没有找到也可能最终找不到张仲景和诸葛亮有过来往的丝毫线索，但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和地区却是肯定的。

仲景的生平，曾经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唐代一位叫甘伯宗的人曾写过一本叫《名医传》的书，书中这样写道：“（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虽然简略，却很确定。可甘伯宗是唐代人，他怎么会这样熟悉张仲景的生活呢？于是，张仲景是否真的被举荐为孝廉，是否真的担任过长沙太守，甚至是否撰写过使他流芳千古的《伤寒杂病论》，都曾引起过人们的怀疑和争论。所幸的是，经过专家考证，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是铁定的史实，至于前两种经历，虽然仍有争论，到底已是无关乎要害的末节。

张仲景在为《伤寒杂病论》写的序文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一个人口超过200的大家族，10年之内死去的达到2/3，而死于伤寒病的竟占到了7/10。这是一幅让人恐惧得几乎要窒息的图画，是一个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场景，就像现代都市中的小学生怎么也想不通非洲的饥儿为什么会瘦得皮包骨一样。瘟疫，这个人类的可怕敌人，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赶不走的梦魇。在钻木取火、结绳而治的时代，已不知有多少懵懂的生命倒在了它无声而残酷的阴影中。当文字成为人们记事的主要工具后，有关瘟疫的记载就不绝于史。《黄帝内经》，这部现在所知最早的中医经典著作，曾对瘟疫的流行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刺法论》）但是，认识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手段的拥有。在横行无忌的瘟疫面前，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和显赫武功的人们，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奈和无助。

当然，人毕竟拥有任何其他生灵所不拥有的智慧，也从来未曾放弃过对防治瘟疫方法的探求。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共计490卷的医学著作。尽管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其中有多少内容是针对瘟疫的，因为它们大多已经失传了，但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定会在历史的长廊中真切地留下印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定从中汲取过决不是少量的营养，否则，这部影响中医学术两千年的著作的出现就会显得突兀，显得难以理解。

《伤寒杂病论》的问世，还因为张仲景本人的切肤之痛。同样是在他的序文中，他这样说：“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颅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在中医的历史上，因为家人的夭厄而发奋学医，张仲景并不是唯一的，但却可能是最早的。丧亲覆族，在历来强调血浓于水的中国是一种深切彻骨的痛。张仲景因家人夭厄而发奋学医，靠的是血性和智慧，但最终成为千古传扬的“医圣”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历史，往往就是这样。

张仲景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巨人，他的地位至今无人能够撼动，也没有人想要撼动。他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更进行了睿智的发挥。伤寒，在《黄帝内经》中只是与温病、风温等并列的病名之一，是我们今天所定义的传染病的一种。也许是因为疾病的特点，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原因，也许是基于本人的思考，张仲景终于决定用“伤寒”来命名这种已夺去了太多生命的疾病。

六经，是人体中六条主要的经脉。在中医理论中，经络具有运行血气、联络周身的功能。当然，致病邪气在人体内的传播游移也主要是通过经络发生的。因为客观的存在和主观的理解，人们把循行在躯干和四肢内侧的经脉叫做阴经，而把循行在相对位置的经脉叫做阳经。阴经三条，阳经三条，这便是六经。人们还为六经取了很生动的名称：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

这原本不过是一种命名的讲究，可张仲景却赋予了它们深刻丰富得多的意义。伤寒，是一种传染病，是一种瘟疫。它不像感冒，也不像牙痛，从发病到痊愈，或者到死亡，是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的。它的这个过程不是静态的持续，而是动态的演变，其间还潜藏着种种难以预知的变数。经过临床的验证与缜密的思考，张仲景将伤寒病变的演变过程划分为6个阶段，并采用六经的名称来命名这6个阶段：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

“病”，在这里是伤寒病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始于“太阳”，终于“厥阴”，是伤寒病演变的一般规律。当然，很多的病人会表现为“并病”或“合病”的特殊情况，但这个一般的规律却始终是存在的。

一种疾病在不同的阶段自然会有不同的征象，而在征象的背后必定存在着不同的病变机理，就像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黄疸性肝炎有发热期、黄疸期、恢复期一样。医生的职责当然不仅仅是为疾病划分类别或阶段，更重要的是要拿出治疗的办法和手段来。对此，张仲景达到了当时可能的最高水平。

这是张仲景为不同的“病”设置的相应方剂：太阳病——麻黄汤等，少阳病——小柴胡汤等，阳明病——白虎汤等，太阴病——理中汤等，少阴病——四逆汤等，厥阴病——乌梅丸等。这些方剂不仅在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中医的经典名方，而且演示着方剂的组成规则。

张仲景对内伤杂病的研究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或许是因为流行太过峻烈或病情复杂多变的原因，张仲景将伤寒病的防治当成一种专科来进行研究，而将不属于伤寒病的疾病统称为“杂病”。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涉及到的病种有、湿、、百合、狐惑、阳毒、阴毒、疟病、中风、历节、血痹、血劳、肺痿、咳嗽、上气、奔豚气、胸痹、消渴等，涵盖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精神情志性疾病等方方面面。有些可以在现代医学中找到比较明确的对应疾病，如狐惑便类似西医的白塞氏病，而胸痹很显然与冠心病关系密切。

对于杂病的研究，张仲景秉持着毫不亚于对伤寒病研究的执着，对这些疾患都进行了尽可能深入的探究，并做出了明确表述。例如：“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伤寒杂病论》）“消渴”是一个很古远的病名，现代概念的糖尿病就包含在其中。据说文采风流冠绝一时的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就是因消渴而死的。张仲景的论述看似简略，却包括了症状、诊断和治疗方药这3项主要内容，其中的“肾气丸”正是今天的人们最不陌生的中医方剂——金匮肾气丸。

《伤寒杂病论》的内容是精彩的，而它的流传却颇显艰难。在东汉末期，战争持续和瘟疫流行，加之载录和传播方式单一，这部用竹简抄写而成的医学著作无疑随时面临着湮灭的危险。我们无法判断当时有多少医生看到过它，也无法判断有多少病人按照它里面的方法用过药，但直觉告诉我们：一定很少。

魏、蜀、吴三家归晋，长期分裂的中国盼来了阔别百年的统一与和平，医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王叔和，一位性格沉静的医官，不仅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脉学专著——《脉经》，而且对《伤寒杂病论》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重编，并按照其中的方法进行过临床的验证，这可以从皇甫谧——同期的另一位学者兼医家的说法中得到证实：“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因为人们美好的愿望而转移。短暂统一之后的动乱变得愈加残酷和血腥，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到隋文帝统一全国，中国又经历了将近300年的动荡与分裂，医学知识的传播不能不受到影响，以致唐代的大医学家孙思邈在早年竟然没有见过《伤寒杂病论》。孙思邈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集贤人、隐士、医者、道士于一身的人。他的《备急千金要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方书，六朝以来的许多医学内容都赖以传世至今。他甚至将南朝世族名医徐之才的《风眩方》连序带跋带正文全都收录在其中，但是，他当时没有见到《伤寒杂病论》。他曾经满怀惆怅地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备急千金要方》卷九）

《备急千金要方》中虽有“伤寒方”两卷，但大多是不成体系的杂方。晚年的孙思邈为补充《备急千金要方》的不足，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其中卷九和卷十两卷正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伤寒的内容。经过30年的期盼之后，孙思邈到底挥去了久久萦绕在心头的惆怅。

宋代是我国医药学术和医药事业全面繁荣的时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经过几近千年的传承分合，终于在这个时期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见到形式。军事上荏弱，文化上却很大气，北宋政府对医药卫生的热情更是任何一个其他封建王朝所不能比拟的。校正医书局是北宋政府设置的专门进行古典医书整理的机构，包括张仲景的著作在内的很多重要中医著作都在此经过整理校订然后刊印行世。在这次整理的过程中，《伤寒杂病论》一分为二，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的形式流传，直到今天。这应该也是张仲景始料未及的。宋代以后，关于张仲景的研究成为一种久久不衰的风气，以至形成了不同的学派，甚至引发了长期的争鸣。根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记载，截止1949年，有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各类著作有700多种，形成了中医学术发展历程中的一道特殊风景。

今天，张仲景和他的《伤寒杂病论》仍然支撑着中医临床学术的框架，并闪耀着非凡的光辉。

                                                                          （编辑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