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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16 16: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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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源君赠我一部《龙城记——天下何以厚诸城》。检视之，书是精装本，庄严厚重，有一种朴拙之美。捧在手里，沉甸甸的有压迫感，粗略估计，应有一斤多重吧。如此规模和气派，借用当前颇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高端、大气、上当次”。
封面下部另加腰封，印有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精彩语录：“《龙城记》以别开生面的文学路径，匠心独运的布局谋篇，引领读者通览一座名城古都悠远的人文胜景，管窥国家民族多彩的风云画卷，虽立足一域，却洋洋大观，气势不凡。”又说：“这样的架构，这样的风格，这样的语言来描绘小地方的大历史，前所未有。它所带来的阅读体验必然超乎预期。”
评论不敢当。关于这部大著的是非成败，轻重优劣，读者与专业评论家最具权威，我只能做个敲敲边鼓之类的丝竹之徒，借助文字抒发一点感怀，为重修《龙城记》增添一点雅兴，但愿别以此“乱耳”尔。
风雪之夜，鸡鸣时分，诸城贾悦公社河西拐庄大队第三生产队最后头的三间老屋内。
灯下捧读隋源君耗时八年心血凝结而成的这部大作，自是感慨万千，思绪连连，不禁令我想到一个人和一部书，这便是司马迁和《史记》。更由司马子长与他的千古名篇，想到隋君与他的这部著作。由是，我认为，《龙城记》应是当代作家创作的一部最优秀的诸城《史记》。
两部《史记》，时间跨度二千余年矣。如今把二者拎出来相提并论，似过于突兀，对司马子长亦有拉低贬抑之嫌。就隋源君言之，或有拔高吹嘘之非议。或云，一个农家后生小子，才吃几碗地瓜干子，喝几瓶墨水，多大成就，焉敢与文史巨擘、伟岸擎天的先贤争辉抗衡乎？
愚以为，二者相提并论未尝不可，若请二者平起平坐，或曰分庭抗礼，自是过矣。隋源君不敢，吾亦不会耍彪，以彪子之勇，胆大而为之。至于某地某乡镇搞现代商业招标，东西南北的彪子提着钱袋纷纷赶来，大卖力气，哪是另一会儿事，其是是非非，不赘，还是专心谈隋源与他的书。
纵横观之，司马子长《史记》与隋源之作品，自有异同。
异者何？若把司马迁《太史公书》喻为万里黄河、长江，《龙城记》乃百里潍水；司马迁是史家之泰山、昆仑，隋君乃障日、卢山；司马子长累积疏理的是大汉帝国获麟之前的华夏史事，书写的是旷世史诗，《龙城记》涉猎范围多为诸城一域之人事、天命，属区域性之优秀作品；若说司马迁乃文史学界的无冕皇帝，隋君不过一区区七品芝麻县令而已。（这顶乌纱帽，只能关起门创作的时候精神上自我慰籍，不能真戴在头上于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自称县令或县长。否则，不是彪子，就是癫汉，要被维稳的捕快拿入瓦店医院过电的。）
当代读过中学的人，自知司马迁其文，亦应知作者是遭过蚕室之刑的。司马氏刑释之后，仍为大汉朝廷中枢之要职中书令，属于吃皇粮、拿国俸的高级官僚。隋源出身布衣，弱冠之年出外打拼，复于潍水亭长手下谋得一最低级公务员。后辞职回乡，耕于陇上，从父辈手中接过一座栽培树苗为主业的园林为生。属于自筹自给、自谋生路之辈，其社会地位无法望司马氏项背，这是二者的大异处。
相同者何？高山大河与小丘沟壑同为地球造化的一个自然部件枢纽，华夏民族囊括诸城地域生存的人类，尽管皇帝与县令的政治地位，以及掌控的疆域有天壤之别，但帝国顶层与县域之间，有着统一或相似的政治组织，以及经济、文化特征。秦汉以降，大一统的政治组织形成，各阶层环环相扣，相依相存，不可分离。偶有例外情形，若泗水亭长、流氓之祖刘邦与狗屠樊哙等辈，借“秦失其鹿，天下逐之”的历史契机，拉一帮兄弟乘势揭杆造起反来，直捣黄龙，颠覆既有秩序， 打倒皇帝做皇帝，则另当别论。
最后一个大同，乃司马迁，人也；隋源，人也。同为人类一员，自有其共性。在文化层面上，二者可归为“文人界别”。假如时间可以交叉变换，倒流如置，司马氏与隋源共同出席某朝廷召开的政协会议，按界别划分，是要坐在同一个大厅议论国是的。——尽管历史没有出现这个令人惊喜魔幻的场景。
然而，隋源君对我说，在写作这部《龙城记》之前，他是熟读《史记》、《汉书》的，内中描绘的许多人物，就是从《史记》、《汉书》、《列国志》中找到线索，经过实际勘察造访，稽考钩沉，探赜索引，寻寻觅觅，方找到可用材料。继之若南山炼铜，提炼加工，绞尽脑汁谋篇布局，吐纳文气。复如同葛洪炼丹，自感天地相合，阴阳相生，自然风韵与文风藻饰融为一体，方最后下笔，把隐没于历史深处的各色人物一一引出，点缀成篇，遂有这一部作品问世。作为老老前辈的司马子长，既是隋源写作历程的精神偶像，也是跟进疾行的一面大纛。
遥想当年，生于龙门的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因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以报命。
对这一段历程与日后的志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于是乎，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迁虽患李陵之祸，自知使命神圣不可违，征途如星辰大海，乃“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又“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对司马迁本人而言，这一个云谲波诡、起死还生的大转折，于郁结悲愤中催发了中国文史学上光耀千秋的绝世之作——《史记》的诞生。
英国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1890年前后的中国，似乎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个令克氏久久不解的疑问。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如比王国维成名还要早些的梁启超，如稍晚的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等，相继在晚清、民国共和时代降于华夏，一时星光交织，大放异彩。直至国共政权易鼎，反右、文革兴起，知识分子遭到无妄之灾，斯文扫地，文脉衰竭，人才凋敝，巨星陨落，天地迷茫，不堪复振。此其时也，文史两界多是“紧跟”、“高举”之类的阿谀之文，官方与民间组织的文人墨客修撰地方史志或通志，亦多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类的空洞口号，罕见实质内容呈现，更遑论陈寅恪先生“发前人未发之覆”的真知灼见，徒给时人与后世留下“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之扼腕浩叹（陈寅恪诗）。在文史学界一片凄凉之夜的天空下，隋源于诸城这块丰厚的土地上降生。
土地虽丰，人情虽厚，经不住政治严酷，民生多艰。隋源一家与四乡八邻的公社社员，依赖吃翻肠倒胃的地瓜干子活命。及长，入村公立学堂，天天背诵毛选喊万岁。弱冠之年，隋君离开学校，背起行囊，开始漫无目的的漂泊。曾一度仿先贤司马迁之少年豪情，游历名山大川，观泰山日出，玉龙风雪，南驰苍梧洱海，西及八百里秦川，探汉唐玄宫，窥周公之庙，并“曾往名山古刹探叩所谓的终极意义，也曾在地球的另一面（巴西）浅尝异国风情。”然，蹉跎半生，终受不住故土的牵引，嗟叹数声，转身把自己解上返程的列车，“还以报命”。及后，在故乡立脚扎根，娶妻生子，以诗文自娱，过着半耕半读的寒士生活。
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里，隋君于思绪纷乱中，开始用另样的眼睛去看脚下的土地、流淌不息的潍水；用感恩的心倾听大地与乡邻的声音。从这个声音里，他进入了历史，走进了现代。一个新的故乡、新的风景和一个新的世界，从云天突降，现于眼前。雨雾缥缈，电闪雷击，滚滚潍水响起阵阵轰鸣，隋君猛然顿悟并慨然曰：“故乡诸城，虽小，有大美矣！”
正是天地大美的召唤，令隋君热血沸腾，一种特殊的情感从内心溢出，随着匆匆行走的脚步在大地流淌，与眼前的风雨雷电、山川草木遥相呼应。
2006年夏天一个傍晚，仿佛上帝叩响隋君的额头，使他打了个激凌，从坐卧栖息的南湖岸边猛然起身，迈开大步，去实现心中蕴藏已久的陈年大梦——写一部大书，记载诸城历千万祀的大历史、大事件，以及先贤大儒、英雄豪杰的精彩故事。“述往事，思来者”，以滋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不负今生之志向。
像独霸寰球，不可一世的恐龙群种，自有生离死别一样。人类的生死存亡，亦离不开环境的孕育催蒙。石器时代如此，原始社会如是，三代前后，秦汉以降，更与环境紧密相连。按近世史家、山东同乡、五四学生运动北平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推论言之：“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是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是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又“人类的住家不能不依靠自然形势，所以在东平原区中好择高出平地的地方住，因而古代东方地名多叫作丘。在西高地系中好择近水流的平坦地住，因而古代西方地名多叫作原。”（《夷夏东西说》）
殷鉴不远，在夏之后。所谓东方的丘，在隋源的身边就有明证，“吃好饭，诸安二县。”安，自是指潍水下半段岸畔的安丘，与诸城龙渚毗连，遥呼相应，足证傅斯年氏之说不虚。如果没有恐龙时期的气候条件、土地龙渚的优良环境绵延不绝，很难想象亿万年之后，会有诸城经济文化的积淀与发达，以及“天下第一龙城”盛名远扬。——这恰是隋君著作起首，以恐龙时代为引子的用意所在，也是对诸城这块土地本身属于生命传奇的热情讴歌。
逝者不可追，来者尚可待。恐龙与恐龙时代成为远古历史只有遗迹可循，而人类创造文明与文化精神是有传承的，这个传承随历史潮流浩荡向前形成特殊的惯性和法则。先贤血脉中的因子，蛰伏在后辈有志者身心，在某个丽日艳阳初照的早晨，就会突变再生、萌发壮大，成为延续、发展文明新的智慧和力量。时间虽历千年，仍能透过隋源《龙城记》，清晰地看到《史记》作者的身心经历、精神导引，以及创作灵感和实践的形影。
宋代学者马存批览《史记》，对其成功的奥妙有独特领悟：“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诉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又，迁“世家龙门，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观之，岂不信哉!”（《赠盖邦式序》）
较之先圣大哲，隋君家世没有司马氏显赫，祖上出仕为大官巨宦者鲜，经商成巨富大贾者罕，偶尔出个经生、秀才算是烧了高香。至其祖父一代，尚有几亩薄地耕种，勉强算个耕读人家。而到了父亲一辈，国际共运与共产社会风潮如狂飙突降，飓风逆袭，锐不可挡。先是打土豪、分田地；再是互助组、合作社；继之是人民公社。如此一番变戏法地折腾，祖上传下的几亩薄田，连同瘦瘪如豺狼的牛、驴等牲畜，皆化为公家共有财产。一夜之间，小康之家弄了个 屌 蛋净光，父子爷孙被困于乡村生产队，跟着监工（生产队长）从事没日没夜的劳作。一年到头，无休无止，“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姑扎再下手”是为常态，甚至连大年三十晚上都要为公家劳作。收获却是，衣不遮体，食不裹腹，而唯一的食物是地瓜或地瓜干子。天长日久，个个面黄肌瘦，三根筋挑着一个瘦头，两腿打晃，眼冒金星，几不能成行。加之地瓜干子在腹中连年累月不断发着酸酵膨胀，搞得人人捂着肚皮，随风摆头，口吐酸水，咕咕哀叫，几欲把人滋辣杀也。
如此恶劣浑浊的政治空间和窘迫的生存环境，侥幸活下来的隋源，面对滚滚潍水与天空飞翔的大雁，于好奇中蒙生了天马行空的怪招或曰理想，只是尚不足以与司马子长少时所思所想那般志大高远，更无陈胜、吴广的“鸿鹄之志”。只是肚中的小九九算盘不断拔来拔去，待机而发。终于，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日，隋源怀着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内心的躁动，索性扔掉手中的锄头，嗓子里咕噜了声：“走他娘的！”一脚踹开柴门，冲出有形无形之巨网，云游四方。
许多年后，经过种种坎坷与磨难，像众多离乡的游子，经过无数次冲撞突围，随源顿感身心俱疲，茫然四顾，怀乡深切，便顺着祖母抛开的线头，复归故里。此后，隋君理想的种子被故乡的大美所滋润、推发，终于悟得写一部家乡《史记》，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到了这个时候，隋君才像当年司马迁一样，把诸城大地上过往的天命、人事，爬梳整理，融入情感的血脉，随着灼热的笔尖倾吐而出。
可以说，假如隋源没有青葱时代的临门一脚，远走高飞，上下求索，比较鉴别。很难想象，若干年后会被故乡的大美所吸引，并于南湖岸畔突发奇想，最终栽培出这一朵盛开的鲜花。
今人李长之谓：“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因为好奇，所以他的文字疏疏落落，句子极其参差，风格极其丰富而变化，正像怪特的山川一样，无一处不是奇境；又像诡幻的天气一样，无一时一刻不是兼有和风丽日，狂雨骤飙，雷电和虹。”
隋源一生好奇，且因好奇而出走，因好奇而观沧海，览高山，西渡流沙，北至朔方，飞越大洋，远赴巴西，绕地球转来转去，势如钟摆。然，人生一世，无论做事作文，仅有好奇是不够的。隋君终究不是司马子长，如同潍水终究不是黄河、长江一样。在出身、学识、眼界、才气、志向、地位等等诸项不足的情形中，何以处之？何以有为又无所为之？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青年作家，隋源有办法承载起历史的重任，弥补这众多的缺憾吗？
答案是：有，又没有。
所谓有，既下决心，就立即行动。先是研判估量文体，继之静心冥想，仔细研究剖析，于着笔处，只采用《史记》“世家”“列传”等以描写人物为主的格式和方法，其它太过繁琐庞杂的部类，予以摈弃。至于各代人事材料的取得，自然要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训亲身实践。诚如隋君所言：“笔者低估了诸城文化的厚度。古人论山东各地历史文化常说‘诸城厚，安丘透，博山秀’。这个‘厚’字看来不是随便说的，一旦深入其中，便觉奇经八脉，盘根错节，山重水覆，欲罢不能。”
既然欲罢不能，自是要硬着头皮走下去。好在，隋源眼前的困惑与艰难，早在二千年前，先贤就经历并开劈出前行的路径，在这条弯延曲折的幽暗小径上，司马迁无疑是一盏最光亮的明灯，指引着隋君前行的方向。
傅斯年尝谓 “子长实非古史家，采取诗书，并无心得。其纪五帝三代事，但求折衷六艺耳，故不雅驯者不及，然因仍师说，不闻断制，恐焦周且笑之矣。” 又“子长问故当朝，游迹遍九域，故者未及详考，新者乃以行旅多得传闻。以调查为史，亦今史之方，非古史之术。盖耳闻之古史，只是神话。耳闻之近事，乃可据以考核耳。”（《论司马子长非古史学乃今史学家》）
在司马迁这盏明灯指引下，年轻的隋源迈开双脚，以勇过当年的好奇之心，背负着著书立说的文化使命，结合现代田野调查的学术方法，对诸城地盘或与这一地域有关的人物、史事，尽全力勘察访问，于古老传说究根探源，寻脉追踪。从出土过龙山文化黑陶的呈子村，到乔庄村南的庙山，再到古斗鸡台遗址、公冶长书院、进贤村公冶长墓茔，齐楚长城的界线，公孙朝子编钟出土的大墓深穴，无不历经数遍，搜罗奇闻旧说，以资借鉴。复向亲友借贷筹资，南登琅琊，东观沧海，循皇华镇觅始皇帝足迹，追世外方士安期生踪影；探卢山仙人洞，考卢生博士归宿。又观潍水滔滔，凭吊楚汉相争，韩信智掘潍水妙斩龙且的古战场遗存。于星空迷蒙中亲历坝口，孤身站立怪石之上，远眺近视，想见潍水岸边灯火辉煌，楚汉两军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听“长潍喧呼恶浪蹙，韩信坝头鬼夜哭”哀嚎悲叹。怀想项羽喑哑叱咤，千人皆废，身死东城，为天下笑的书剑飘零。思英雄末路，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睹梁丘之学，观儒学定尊，文化井喷。直至诸葛丰家族西迁，诸葛孔明“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复觅诸城贤哲大儒，名士高人南渡身影，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之来龙去脉，李清照寻寻觅觅，人比黄花瘦的哀怨悲凉。以及“东武遗风今犹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超然台上凄凉夜，不废喁喁朗诵声之余韵绕梁……。
自古及今，史家有一共识，历史越往前，材料越少，后世之人不能窥其全豹，记史作文难免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此亦为司马迁自己坦承困惑之事实。而历史河流进入汉唐盛世，自是另一番神奇模样，英雄辈出，文化繁盛，史料浩如烟海，不可穷尽。在这样一个百舸争流，万象更新的大时代里，诸城凭借历史、地理双重优势，同样迎来了罕见的“灿如焰火的文化井喷”，其光照耀天地，辉煌历四百年而不衰。由汉及唐，由唐及宋，大师巨子横空出世，宛若群星，光耀千秋。明代文化南移江左，清代中期诸城复兴，直至晚清、民国，诸城文脉势运，浩荡如江河翻腾，绵延不绝若东海波涛。
面对这一落差巨大、浩荡奔飞的文化图腾，如何谋篇布局，使文脉流畅通达，化腐朽为神奇，成为《龙城记》一个关隘巨塞。好在，如前所述，隋源的布局大体不差，材少布局短，材多篇幅长，各依所凭，各色有名人物与史事尽收眼底、错落有致，如潍水奔腾而不漫溢，百舸相争而不冲撞，整部作品犹似一幅泼墨、定格、苍凉隐忍又风情万种的历史画卷，令读者眼界大开，留连忘返。
然，谋篇布局至是重要，文采风韵与境界更是不可或缺，甚而是著述作文的第一要素。此点，自古为读书人所重视。“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经典语录。
词与散文自然不尽相同，却有相通之处。《龙城记》采取的是以史为经，以文为纬的创作手法。史的框架，自然以时间跨度和材料多少旋转乾坤。而叙事性散文自然要讲究文采，重视神形和意境，所谓 “形散而神不散”，寓情感于叙事之中，达到一线串珠之妙境。这一神器绝招，凡在中学读过书的后生小子皆有领教，但多是云里雾里难得真传，盖中学老师只是照本宣科，以资灌输，并未真正领会要旨也。倒是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中不乏真知灼见，并曾对此作过特别发挥。刘氏以司马迁《史记》为例，谓：“文贵奇。……史公《伯夷传》可谓神奇。文贵高。昔人谓子长文字峻。震川谓‘此言难晓，要当于极真极朴极淡处求之’。文贵大。古文之大者莫过于《史记》。”又曰：“文贵疏。孟坚文密，子长文疏。凡文力大则疏。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最后，刘氏强调：“文章品藻，最贵曰雄曰逸。欧公逸而未雄，退之雄处多逸处少，子长雄过退之，而逸处更多，所以为至。” 后来，刘氏的学生、桐城派文论家姚鼐把文章的风格归结为阳刚与阴柔，当是对刘大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及今，桐城派文论或与现代文风、格调略有脱节，却仍有借鉴之处。“文贵疏”之警言，仍不失为行家高论。纵观当今面世的叙事散文，作家多数在疏与密之间拿捏不当，既使一篇叙事散文，在无关要旨的小景小物，或平常小事与人物活动处，絮叨不绝，味同嚼蜡，令人生厌，直至不忍卒读，弃之便罢。
观隋源之《龙城记》，以充沛真挚的情感，调动全身心精力注入文中，精神气血，无所不具；疏密相间，雄奇兼备。尤其历史进程发展到诸城文化“井喷”时段，亦恰是《龙城记》描写最得心应手，最具文采盎然和大气磅礴的部分。整篇奔放豪迈，气贯山河。复字字沸腾，句句戳心。读到紧要处，不免心焦喘急，汗流浃背，给读者心灵以巨大震撼，令人叹为观止。
清人刘熙载谓：“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位。”（《艺概。文概》）隋君虽出身农家，属社会中交税纳粮的升斗小民，且历经坎坷磨难，看尽人间冷眼，遍尝人间悲苦。然黄天厚土养育斯儿，终培植一个胸襟开阔，心存大爱的优秀男子。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所信奉和追求的乃陈寅恪先生倡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至少在创作《龙城记》这一时期，隋源站于历史高处，在精神思想的断崖上眺望纷繁的社会。呈现于他眼前的社会，百般花样，万千姿色，亦谓司马子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生动注释。
熙熙与攘攘，本属社会常态，功名利禄亦为一般人所追求之目标，无可厚非。但隋君作为一个当时并不著名的文史作家，反其道而行之，以果园为衣食父母，其心高远，其乐融融，宠辱不惊，一如孔子弟子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通观《龙诚记》之文风气质，于光明处见到大欢喜，在悲愤绝望处复现一缕曙光，毫无愤世嫉俗之怨言，更无心灰意冷之意念。此以心志和文气，亦正是先
贤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天太平”的传承写照。
《龙诚记》的面世，令读者沉浸其中，作一次宏大历史穿越和洗礼，对诸城人文地理有了更深刻的认知。通读斯书，众多历史人物不再虚无缥渺，若盖公、若卢生、若伏生，若梁丘父子……。一个个从悬空的云端面目安详、步履轻盈地缓缓走来，并同读者一道进入现代生活，说古论今，谈笑风生，不亦乐乎。
好一派丰腴的土地，好一条美丽的大河。
隋源笔下，不竭的潍水浩浩荡荡，引领读者进入浩瀚奇幻的远古世界。草木山川伴着现代人类的呼吸 ，共同缅怀过往的先贤远祖，血脉不断，绵延不绝，亿万斯年。
向来自贾悦公社河西拐庄大队的老少爷们，讲述隋源《龙城记》描写的潍水李家庄子段，
当年老百姓在寒风冰窟中叫嚷“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战天斗地挖潍河的历史情景。
最后，我不得不特别指出，《龙诚记》优点多多，毕竟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莫邪干将之化境，尚有诸多不足与缺憾。特别是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列为“第一贵”之“奇”字，乃《龙城记》最为缺乏的文笔，也是最大不足之处。内中奥妙玄机，还需作者反复琢磨研讨，苦修内功，砥砺猛进。
何为“奇”？大櫆曰：“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奇气最难积，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
这个“奇”字好生了得，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云山雾罩、诡吊魔幻之感。文学创作也确实需要这一奇幻与玄奥，否则文学的意境安在？神妙何求？司马子长《史记》向他的后学小子一泄其密。刘氏列举的《伯夷传》流传广博而悠远者，尚有多数篇奇瑰绝句，令人拍案惊奇之余，可供借鉴。若《刑轲列传》一篇，近人林纾认为，其最精妙处特别表现于收束之笔不名一格，寓其微旨而见全篇之神统结穴所在。司马迁终写刑轲之勇，行刺之难，秦王之惊骇，廷臣之慌乱，五光十色，使读者太息，以为一刺一掷，秦王必死，其间不能容发，只能归诸天意。然而，史公在埋头奋笔疾书的过程中，“冷眼直看出荆轲剑术之疏，又不便将荆轲之勇抹杀，故于传末用鲁勾践一言，闲闲回顾篇首，说到荆轲若能虚心竟学，则亦不致失此好机会矣。似断非断，却用叙事作结穴。此等收笔，直入神化。”（《春觉斋论文》）
又若清人高步瀛谓：迁笔下之《大宛传》以‘通史兴兵’为主，而前半叙通使，以张骞为线索；后半兴兵，以宛马为线索，最为谋篇之奇者。”有过之者，曰“《平准书》之言‘烹弘羊，天乃雨’，戛然而止，更出人意计之外。篇法之奇，至此极矣。”（《史记举要》）
正是有了这诸多神奇之笔，后世史家才慨然叹谓《史记》之高峰绝顶，巍巍然横亘于眼前，遮天挡日，贯穿古今，才造成“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之千载不移之局面。（顾颉刚《史记》校点本序）
先贤圣哲竖起的高峰横在眼前，春秋左传，微言大义，若“《诗》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心向往之，自以习之。诚如胡适“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 的文学史观，今隋源等作家虽不能与先辈并驾齐驱，自可承先辈之文脉，传其精神，研其文法，另劈溪径，借时代之新风，民族复兴之契机，勇于担当历史赋予的新使命。在文史阵地，以舍我其谁的大勇大智与超然的文才气度，继绝扶衰，另起壁垒长城，铸造新的名山大业，以传香火于天下。
人有情，天不老。《龙城记》尽管有诸多的不济与缺憾，毕竟，隋源在他的青壮年时代，于颠沛流离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大书，此诚为龙城文史领域曾未有过之创举，为诸城文史学开辟一新纪元。至于错漏舛讹，自有后人评说补正，庶几发扬光大，是幸。
孔子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
隋君曰：知我罪我，付之悠悠 。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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