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个民族的希望与文化的种子

                                                          作者  阅然心动

 

   近代之中国，狼奔豕突，群魔乱舞，山河破碎，民同草芥。举国凄惶，上下苦楚，黎民延颈于道路，群英跂踵于江湖，冀强国以自立，望解放之晓春。恰如杜甫那首《春望》所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彼时彼  刻，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救亡”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在“救亡”的队伍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大多家道殷实，天资聪慧，有着睁眼看世界的国际视野；他们师夷长技以图强，崇洋但不媚外，内省而不自弃；他们是知识的传播者，在学术的荒漠上开宗立派，为“救亡”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他们有士大夫的风骨，即使风餐露宿、朝不保夕，也要将事业进行到底。后人称之为“民国的大师”，即使时移事迁，也尘封不住他们的熠熠星光。

                                                  抗战时期组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校园

   如果想抵近观察这些大师，岳南的《南渡北归》是条不错的路径。它像一幅长卷画，用《南渡》、《北归》、《离别》三个主题，将大师们的人生编织成网，来了一次宏大地全景展示。其中，每个人都是一条时间线；然而，在特定的时空下，又彼此共用一段，然后各自散发出去。作者通过人物串联的方式转场，不仅突出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使整本书在形式上更为流畅。三大主题的梗概如下：

  七七事变后，为保留中国科研与文化的种子，平津的著名学府、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社等机构纷纷“南渡”。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大师们以“刚毅坚卓”的精神，为国家的科研与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流亡西南的大师们纷纷“北归”，畅想着“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光明前景。然而，在国内矛盾日趋激化的大背景下，大师们的思想与抉择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洪流裹挟，并由此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尘埃落定后，南渡者自捧自，多有好死者；北归者自骂自，少有善终人。正是：“天公不拘降才俊，群蛮凶顽弃如履；一朝南北“离别”恨，再见已成故纸灰。”大师已去，尚有承大师之业者乎？

 

                                                    西南联大校委会主席 、清华校长梅贻琦

   全书的脉络大致如此。如若试图聚焦某个人，视之为当之无愧的主角，似乎很难找出这样的人，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成传。从人物的时间线来看，有的与历史进程高度重合，是典型的大人物，如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有的则从某个历史事件切入，将其前半生汇入历史的洪流，如闻一多、穆旦、吴晗。因此，在通篇阅读过后，更多的是一种错杂与混沌的感受。不过，情绪上的感受是强烈与清晰的，有如波涛般汹涌，却又五味杂陈。这种感受来自多个方面，它们相互编织、混合、反应，亦真亦幻，亦正亦邪。作为后来人，只能隔着岁月那幽幽的纱幔浅吟低唱——“兵戈不见老莱衣，叹息人间万事非”。

   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他们通常是儒家学派的学者，致力于研究经典、礼仪与政治，可以进入国家行政机器，或被赋予教化百姓之职责，对稳定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近代，在“外患频仍”裹挟着“西风东渐”的背景下，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与声望来源，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自然也就应声而落。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踊跃参加青年军赴前线抗日

  即便如此，脱胎于传统社会的知识精英们，依然秉持着“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士大夫精神，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国家的拳拳之心。他们要么醉心学术，长期在一个领域深耕，如一生唯一念的石璋如，三百年一大师的陈寅恪，为考古献出生命的梁思永；要么潜心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如开“学术”与“自由”之风的蔡元培，终其一生保护清华基金的梅贻琦，学术界最能办事的傅斯年；要么投身政治，步入“学而优则仕”的后尘，如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为宋氏帮闲的蒋梦麟，自甘“大喇叭”的郭沫若；要么弃笔从戎，直接加入抗战救亡的热血队伍，如至死不忘抗日的熊大缜，入缅死里逃生的穆旦，身陷酒池肉林的吴金鼎；要么知识报国，将自己的事业与民族的前途绑定，如最早关注原子能的曾昭抡，誓死保护甲骨的李济，研究战争赔偿的陶孟和。

  纵观他们的人生轨迹，救亡图存是初心，分道扬镳是命运，黯然落幕是天问。问什么？一问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二问知识分子于一个民族的价值是什么？三问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她的知识分子？四问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负责任的国民应该作何反思？五问知识分子如何对国民起到指导作用？六问平庸之恶应该如何避免？七问良心、善恶的标尺从何而来？八问获得历史的基本真相为何如此之难？九问多数一定代表正义吗？十问大师之后，果真再无大师吗？

   在读《南渡北归》的时候，头脑中会时不时蹦出这些问题。岳南只负责讲故事。有的时候，他像一个说书人，激动起来眉飞色舞、足之蹈之；有的时候，他像一名学者，对历史细节的考证，狠下了番探赜索隐的功夫。至于故事背后引发的思考，他很少去长篇大论，至多在字里行间露个一鳞半爪，颇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味。于我而言，自觉能与作者在精神上共鸣，聆听他言外的自问自答；准确地说，是我内心的自问自答。

                                              《南渡北归》中文正体字与简体字书影之区别

   卡尔·马克思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眼睛和良心。从这些大师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他们作为眼睛的高瞻远瞩，也不难看到他们作为良心的坚持与牺牲。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为时人所理解与善待。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可以降尊纡贵，以结其欢心；在不需要的时候，又一把掀翻在地，乃至踩上一脚。他们的命运似乎再次验证了一个古老的道理——难得糊涂。只要把眼睛蒙上，良心也摘掉，以媚俗的姿态迎来送往，安全地做一个软体动物就好。如果妄图保有人格上的独立，等待他们的将是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摧残乃至毁灭，亦即用暴力给人格集体剔除骨骼。这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同化，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异化。

   伏尔泰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批评者，而不是追随者。如果将马克思与伏尔泰的话合于一处，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分子应该是有良知的批评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如果异化到异口同声的地步，他们将不再是国家的良心，也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即丧失了相应的身份资格。谁该为此负责？为了找到一个具体的批判对象，也为了撇清个人应负的责任，我们往往集体归罪于少数人。从表面上看，反省是极其深刻与彻底的，其实质不过是历史的再次重演，也就是所谓的“多数人的正义”。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从来都是模糊的，他们既猾且愚，是一大群人。你若问我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你”和“我”。

  仅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出发。在一个社会里，如果知识分子尚无安全感，试问其他人的保障从何而来？如果知识分子也言不由衷，试问谁来为我们吹哨纠偏？势必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相互倾轧，明哲保身，直到雪崩来临，没有一片雪花堪称无辜。因此，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自由，不止是在为人而谋，更是守护我们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毕竟，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与文化的种子。希望灭了，种子绝了，一个民族也就走到了命运的尽头。

  行文至此，恍惚不知所言，颇觉语尽词穷，江郎才尽。最后，借书中李济的一句话作结共勉：“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

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梅贻琦墓所在之“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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