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李庄，到《南渡北归》

记者：除了一系列的考古文学作品，您的《南渡北归》出版以来一直备受欢迎，是百万级畅销书，您是怎么开始关注西南联大和抗战时那一批流亡知识分子故事的？

岳南：在采访过程中，感人的故事或细节当然很多，但令我特别惊喜的是2003年春天我到四川宜宾李庄的考察访问。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那一天我站在三星堆博物馆门口仰望天空，仿佛上帝突然敲了敲我的额头，我突然觉得应该去李庄看看。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一大批学者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南迁，其中有一批学者和大学师生流亡到这个李庄，约12000人。事隔60多年，这些人与事以及他们的故居是否还有迹可寻呢？这是个令我忐忑的问题。等我自南溪乘船渡江到达李庄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一座基本保持原貌的古镇，“九宫十八庙”不但俱在，且基本保持完好，当年流亡到此地的学者们就是在这些古庙殿堂里弦歌不辍，度过了艰难的抗战岁月并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犹使我惊喜不已的是，当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居地与傅斯年的故居仍保存完好，而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也保存了下来，为当地农民居住。惊喜之中更大的惊喜是，这个古镇的许多老人与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等还有过一些交往，且能谈一些轶闻趣事。而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的李庄同学中，还有好几位健在，对梁家当年的事情知之甚多。

面对这一切，我于惊喜交加中在古镇居住下来展开探寻、访问，一住就是半个多月，收获出乎意料。回到北京后查了一些相关资料，然后再返李庄，向知情者探寻更具体、更深层的问题，结果仍是令人满意。

                                    在李庄镇傅斯年故居前，手提傅斯年当年使用的油壶（右是现在房主）

一年后，我的《李庄往事》出版。接下来就有了《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的朋友》《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书的出版，直至完成了三卷本《南渡北归》，轰动一时。

后来我回忆站在三星堆博物馆门口仰望星空、突然决定去李庄的那一刻，深觉那真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如果不去李庄，我可能会一直写考古文学，去李庄开启了我另一条重要的写作之路。

不能不写殷墟与敦煌

记者：有关考古文学的作品还会继续写吗？是不是要写“一带一路”的考古发掘？请您介绍一下的具体情况。

岳南：这个是我《考古中国》系列作品的一部分，这个系列前些年一直在做，但自2003年我到李庄古镇考察并写出《李庄往事》之后开始中断，全部身心投入到抗战流亡知识分子的故事中，考古这个系列就难以顾及了。今年8月，随着《考古中国》全新修订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博集天卷公司共同合作编辑和出版发行，我决定回过头来继续从事《考古中国》系列的写作。

有几个大题目必须做，这便是被国学大师王国维称颂的“二十世纪三大发见”，亦即安阳殷墟、敦煌和流沙坠简的发现、发掘。流沙坠简的文物价值较高，但发掘时间短、传奇性故事少，我不准备写了。但是安阳殷墟与敦煌，包括“一带一路”却不能不写，否则这套书将有巨大缺憾，因而必须把这两个题材写出来，此为我这个系列不可或缺的作品。

                                        岳南与《风雪定陵》作者之一杨仕在定陵前留影

安阳殷墟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国家研究机构的名义，有组织、有计划发掘的第一个巨型文化遗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发掘成果举世瞩目。另一个当然就是前面说的以敦煌的发现、考古为中心的西域考古，这个题材更加宏大，至少要把古代的三十六国跑一跑，研究个大概，然后才能动笔，以我目前的规划，没有十年工夫是完不成的，而完成这两个项目，我应该在七十五岁左右，当然这中间不能有疾病和天灾人祸，否则，这个计划或规划自然成为泡影。

                                      2023年8月1日，在郯城马陵山古战场考察春秋时期孙膑、庞涓大战之处。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记者：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岳南：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们村一个叫王中华的人。他是个农民，身患哮喘病，度过了物资最为匮乏、生活最艰难的人民公社时代。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糟，五十岁不到就死去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保持了一颗哲学家的头脑和对人类大爱的独立思考能力，把一些知识特别是忧国忧民的悲悯情怀断断续续地传授给我，使我受益很大，这些益处和影响是课本上不能带来的。因而我很敬重他、怀念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思想和生活中的巨人，无人能够超越。

                                                            与俞敏洪在四川江安考察夕佳山民居

记者：您觉得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您心目中真正的好作品？

岳南：最重要的素质就是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撰写碑文时提出，也是他一贯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一个被历史验证过许多次的真理性标准。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当然，现实中并非所有作家、学者都能坚持这一信念，或因环境人事之困厄，或因利益诱惑与驱使，仰奉权贵者有之，曲学阿世者有之。因而，陈寅恪总结他一生为人、为学的信仰与成果时，曾自豪和欣慰地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这个标准看起来简单，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如郭沫若、冯友兰等辈，尽管也是文学、学术大家，但这一点操守却没有做到，徒令后人扼腕。

至于说什么样的作品是我心目中的好作品，自然是与我的心灵贴近的，与我的生活或理想、梦想能呼应或说感应的那些作品，如先秦时代的《离骚》《史记》《诗经》，明清小说如《红楼梦》，近现代的鲁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作品都是我所推崇热爱的。至于外国小说与学术著作，如当年风靡一时的“三斯”，即博尔赫斯、杜拉斯、马尔克斯的作品，还有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等，都是比较喜欢的，虽然这些作品读起来有一些陌生和隔离感。

编辑：徐征  漫绘：孙婷婷  校对：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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