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毁内幕

  关于文化遗立的保护与破坏，在社会上争论了很久，至今争论不休。其实，细想一下，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引伸开来，就是文化遗产甚至算不上遗产的物质文化财富的所有权界定问题，如哪些是国有的？那些是私有的？那些是可能动的？那些是不可以动的？动与不动的区别和条件是什么等等，明确了这些，才能谈到现在社会何以出现如此多的乱象，讨论何以有那么多世界级、国家级的物质文化财产被一一毁灭。

好像是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文化只是一个王朝与另一个王朝的往复循环与毁坏，对世界文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这个说法是否对呢？可以讨论。但就一点却是无可否认，即当一个王朝兴起的时候，这个王朝的当权者对前朝的文化特别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工具、生活用具等有形的东西破坏相当严重，如果说因战争而毁坏还说得过去，但有些文化遗产却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新的王朝或新的国家确立之后被毁掉的，这就特别令人可惜，也令人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处感到气短。无论是秦代阿房宫、秦始皇陵的大火，还是蒙古铁骑对中原的糟踏，无论是汉族王朝还是异族王朝轮替，凡封建王朝无不如此。到了1949年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结果还是如此，文革期间毁掉的数以千万计的文化遗产与珍贵文物自不必说，我现在要说的是文革之前的五十年代初，这个国家的真正掌控者就开始下令毁坏文物与文化遗产了。比如大家现在都知道的北京城墙的拆除问题，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也就是红色中国成立不久的事。面对上头必须拆除北京城墙与城内的牌楼等建筑的强权和指令，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兼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挽救这些文化遗产奔走呼号，但最终还是眼巴巴地看着城墙被拆了个吊蛋净光。

                       每到夏季墙上可容纳三百万人乘凉休闲。

1953年5月，北京市政府又遵遁上面的指令开始拆除牌楼，同时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也在这个城市蔓延。梁思成等有文化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高级知识分子再次站出来奋臂疾呼，请政府手下留情保护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存在了几百年的文化遗产。面对这种情形，北京市就派出副市长吴晗向这群知识分子解释和施压，可谓软硬兼施，各种手段都用上了。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和威权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和吴晗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吴晗咄咄逼人的气势和言论，梁思成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梁思成夫人、建筑学家、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委员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言论冲突，林徽因被吴晗的言论所激，气得脸色铁青，当场指着吴鼻子斥责道：“你们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言毕，泪流满面。

后来的事实大家看到了，北京的城墙全部拆除了，四十年后，北京市相关部门又开始向市民征集当年拆掉城墙的原砖，开始建造一段城墙与一个城楼，制造假古董，类似的假古董现在不断制造着。为什么拆了又制造假古董呢？这个探讨起来因素较多，放在以后再言。且说为什么拆了又制造假古董呢？这个探讨起来因素较多，放在以后再说。且说1920年代，瑞典有个叫做奥斯瓦尔德•喜仁龙的美术家、汉学家，他来北京对城墙、城门长达数月的实地考察、测绘，并结合文献研究写了《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于1924年由伦敦JOhn Lane出版社出版，收录照片109幅，测绘图纸50幅。作者在前言中说自己：“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看到北京城墙不断遭受破坏，特别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能够多少反映出它们的美”，“并感到自己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这位洋人的话没有人听，且是从小小的破坏直至延续到有计划的整体的毁灭。据说，现在能保存北京城墙拆除后的一块砖，至少要卖到几百元，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我没有了解，我所了解的是，现在喜仁龙的原版《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市场上已经炒到超过三万元一本了，这是2009年的价格，现在应在四五万元以上了吧。－－一本书如此，一座城市的城墙又价值几何呢？可以想象但似乎又不敢去想了。

    与制造城墙、城楼假古董遥相呼应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2年1月26日，原本由文物部门计划恢复原貌的“梁林故居”一夜间被一家房地产公司拆除。而这次悍然毁坏文物事件，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表示此前没有得到半点消息。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当年痛心疾呼的城墙没有保住，最后连自己的房子也被人拆掉了。这是梁林夫妇和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一个民族的不幸。梁林的悲剧正是他所依存的国家与民族的悲剧。

                      
                                 梁林故居被拆讽刺漫画

 如何避免这些悲剧重演呢？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阻止？这就回到了一开始提到的问题了。我认为是有的，就像刚才雷颐老师所说的，政府要还政于民，人民要得到应该得到的权利，，人民的权利要回到人民的手中，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管家和仆人，人民是真正的主人，一切由人民当家作主，明了和划定、实行这一切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了。当你的房产、财产被认定为是国家或政府的财产的时候，作为公民本身也就无什么权力可言了，没有了权力也就谈不到受到法律保护了，所以我们才看到经常有房子被强拆而告状无门，直至房主自焚的悲剧发生。

现在中国已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中，作为文化人和有使命感、道义感并有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要勇敢地承担起责任，将这些不够规范的社会关系理清，并努力向前推进宪政的落实，使公私财物有个明确的界限，且受到宪法的切实保证和保护，一切事务都要按宪法的条规进行，如此这般，宪政落实得越好，社会的公平正义与道德率提高的越快，文明向前迈进的越速。那时，不但政府负责管理的文化遗产少受损失和毁坏，而像梁思成故居那样的私有财产（假定那时界定为梁家私有财产，且按宪法规定不受侵犯的话），也可得到法律的保护，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财产也就免遭厄运了。

套用西方的一句谚语：“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把上帝的归于上帝。”各得其所，各有所依，则民族文化之幸，国民之幸！           

                   岳南（右一）参加新浪网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会议现场

  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先生，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久辛先生合影留念。

                 二位大师皆为《南渡北归》一书的推荐人，特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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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 《南渡北归》，未删减版。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