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创作谈

       ——写在《岳南大中华史》出版之际           

                            岳南

2021年，刚进入冬天，日历表上的“小雪”尚在远处，北方大地却突然变得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古人有“瑞雪兆丰年”、“五谷丰登”之类预言，是耶？非耶？此一重大问题须看明年的气候与进程而定，不是吾辈可以凭空猜测和妄议的。——这里，只谈随着这场大雪一同降临人间大地的《《岳南大中华史》。

正如内容提要所示，《岳南大中华史》，即岳南这个人以文字的形式，向读者讲述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故事，别无二意。若曰稽古，中华史的讲法有很多种，但多数是纸上来纸上去，类似于纸上谈兵。我这次的叙述方法是，通过一百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用出土的遗迹、遗物来推断和验证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的来龙去脉，亦即中华大家庭与个体的人，在历史长河中所隐含的生命密码。对此，在数万个考古遗址、墓葬中，我着重选择了十二个最为重大、有代表性的遗址与陵寝，连同数十个在学术上同样重要的小型遗址，按其相互关联的程序，组织、连接，重新构建和书写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史诗。

有读者问，书名为何不是“中国史”而是“中华史”？“中国”与“中华”有何不同？这事论述起来特别复杂，括而言之，“中华”所包括的地域、族群甚至种群更大更广，而“中国”这个词在历史地域方面比较模糊且多变，不好统而称之，况且也找不到历史上有自称为“中国”的国家，有的只是大秦帝国、大唐帝国、大明帝国、大清帝国、中华民国云云。因而，便以这部著作《大中华史》命名之。

 

                                                                        梁启超先生

其实，“中华民族”这个名词，也不是古已有之，此乃近代戊戌变法的主将梁启超先生所提出。1910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及，“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为了摆脱这种困扰，梁启超天才地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竟争、自团结之时代。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注入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1920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进一步对“中华”一词内涵作了说明，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自此，“中华民族”一词在朝野盛传开来，渐成为被各界广泛认可、通行的地理人文和组织概念。

 

                       红山文化玉龙

继梁启超之后，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有一万年漫长的文化史，五千年绵延未断的文明史，这一个壮怀激烈、连绵不绝、由低级走向高级的生命进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也是其他一切民族无法匹敌的。——这个提法大大增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但这个概念或者说提法，要让民族内部特别“泰西人”，或者立国只有几百年的“美帝”心服口服，不但需要纸上的“历史证明历史”，即今天流行的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更需要若干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和经得起科学检验的事实存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然而，星转斗移，日月如梭，古代人类生活的实物与遗迹都埋在十米黄土之下，“我妈的妈”及更多的祖先早已在九泉之下变成一堆枯骨，或化成了泥水与大地融在一起，如何重建、复活那段逝去的历史时光与生命历程，这就需要——田野考古学家来承担使命。

                       大航海时代的哥伦布

如果说欧洲在15世纪到17世纪，产生过一个以迪亚士、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等为代表人物的大航海时代，那么，20世纪则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时代。一百年来，通过考古学家的探铲与辛勤汗水，在中华大地上揭开了久远的淹没在历史尘烟深处的隐秘，过往的人类身影和艰难前行的脚印得以显现，死去的祖先转世还魂，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流淌，久远的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再度翻腾起磅礴壮丽的浪花，并给予现代人类以慰籍和新的精神力量。

大家知道，田野考古学首创于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为“泰西人”所独有。1856年，西方的考古学家在德国尼安德特山谷深处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头盖骨，1891年又在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人头骨，而此时的亚洲大陆却是一片空白。直到20世纪初叶，考古学家才在北京南部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距今约五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头盖骨。通过对遗址、遗物以及残留灰坑的发掘鉴定，考古学家得出了“北京人”已经使用和知道保存火种的结论。火的应用和保存，对猿人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飞跃，此后的进化将以加速度向前推进，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另经当时世界一流专家鉴定，认为“北京人”就是爪哇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祖先，换句话说，即由“北京人”进化到爪哇人和尼安德特人，然后又进化到智人和现代人类。——此一发现被誉为“地球人类的震撼”，其结论得到世界科学界普遍承认与狂赞。（注：七十年后，有人提出人类起源非洲并向各地迁陡说）。

                                                 “北京人”已会用火和保存火种

                 周口店“北京人”的日常生活想象图 

1921年春，受北洋政府聘请来华工作的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博士，在中国河南渑池仰韶村一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彩陶，这一发现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诞生。安特生把仰韶彩陶与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Anau）遗址出土的彩陶作了对比，认为仰韶彩陶与其有相似之处，很可能二者同源同宗。经过研究推算，安特生确定仰韶文化晚于打制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属一种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时间约在三千年前。这一论断，否定了一些外国学者声称中国没有石器时代文化的预言，而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华民族的盛世时代不仅是一个推测或近似怪诞的想象，这些发现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界外的理论。

之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山东济南章丘城子崖发现的黑陶所代表的龙山文化，以及安阳殷墟后冈三叠层——仰韶、龙山、商文化的发现，连同考古学家于老官台、大地湾文化的发现，从根本上否定了“泰西人”提出的“中华文化西来说”。同时证明，中华文化既非西来，更非东来，它就诞生在这块辽阔广葇的黄土之上，它的创造者就是那些走行在山川大地上的“黄土的儿女”。

 

                      仰韶村遗址出土的彩陶

 

                       仰韶人烧制彩陶想象图

再后来，考古学家通过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安阳殷墟遗址、丰镐遗址、晋都新田遗址、墓地等大型遗址、墓葬发掘，验证了传说中的夏王朝和史书记载中的商王朝、周朝的存在，揭示了这些朝代人类生存状况和创造的文化与文明形态。而考古人员在陕西临潼发现、发掘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透过出土的八千兵马俑和大量青铜、石质兵器、铠甲等遗物，对大秦帝国以及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进程在整个世界的地位，有了一个清新的了解和判断。可以这样说，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展到春秋战国和大秦帝国一统的时代，其物质实力和人类素质、民族整体的文明高度，与西方的迦太基汉尼拔时代、亚历山大时代，以及稍后的金色罗马时代完全可以匹敌，甚至有超越趋势。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以倾国之力率部东征，行至锡尔河为止，未能进入中华民族的领地。倘若亚历山大铁骑越过锡尔河，踏上中华大地，一场血战自不可避免，而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论，最终胜利者属于中华民族的子孙当属无疑。——这就是田野考古发现、发掘成果给现代人类提供的答案，也是我创作本著的重要依据。

                   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情形

就《岳南大中华史》一书写作方式与方法言之，主要特点有三：

首先，写作方式不是以论带史、漫无边际的高头讲经，如自盘古开天讲到伏羲、女娲造人，一路下来，云山雾罩，让读者不知所云。本书以点带面，通过十二个世界级别的考古发现，以发掘出土的实物编排亮相，让读者看到祖先实实在在的过往生活，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习俗与礼仪。——尽管有些习俗和礼仪在今天看来是腐朽的、堕落的，但确是有血有肉的人类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如此构成了真实的而不是虚空的历史影像，重新建构起读者对中华民族远古先辈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认知。同时，透过这十二个伟大的考古发现、发掘现场，简要地把北京猿人用火的时代；智人——刀耕火种的旧石器时代；人——农业与定居的新石器时代，以及烧制陶器的亚西亚文明的早晨——城邦与文字产生、国家形成的文明成熟时代——秦汉以来的上世、中世、近世之人类有史籍纪载的新历史时代，借助考古发掘成果一一检验并表述出来，让读者看到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史诗中，运行着一条涌动不息的大动脉，而这条动脉历五千年苦难历程与战争兵燹没有中断，从而独步天下，未有匹敌者。——这个脉络的表现程式和文本书写内容为：

夏朝（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商朝（安阳殷墟、三星堆遗址为代表）、周朝（晋都新田为代表）、春秋（曾侯乙墓为代表）、战国（银雀山汉简为代表）、秦（秦始皇兵马俑坑为代表）、汉（马王堆汉墓、南越王墓为代表）、唐（法门寺地宫为代表）、宋、元（无代表性考古遗址，略）、明（定陵地宫为代表）、清（清东陵为代表），以此由远及近、由点成线地连接起来，以物证对应史籍，加以论述，这便是《岳南大中华史》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和方法。

                  号称华夏第一王都的二里头遗址

                   夏朝王都（二里头遗址）所在位置图示

其次，每一个考古遗址或陵寝陵墓的发掘，都充满了惊险传奇故事，我对这方面自是不会忽略，尽可能地加以调查、疏理、叙述，形成了考古物证——史料史籍——发现、发掘故事——三者融会贯通。如此这般书写，就不会令读者感到那味同嚼蜡，或不知所云。反之则兴趣盎然，如亲临其境，仿佛进入了古今同框，远古与现代相互交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可直接与祖先们对视、对话，聆听他的欢乐与苦难，感知他们的艰辛与血泪，以及贯穿古今的精神歌吟。此谓这部著作的另一特色。

最后，强调一点，本著除十二个世界级考古发现、发掘现场，另有十几个小型考古发掘现场穿插其间，且在书中亦不惜笔墨加以描述，意在让读者感知田野考古的神秘性与实际工作的不易。正是通过考古学家们长年的辛勤劳作，才使中国考古学在国内成为一门显学，并在短短的时间内走向了世界，且有力压群芳之势。也正是得益于这百年的考古成果，才有了今天重建中华历史的可能，从而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精神力量，更有勇气与担当面向未来。

2021年已进入尾声，回蓦往昔，乃知一百年前的1921年，正是安特生博士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彩陶的年岁。因安特生的开创性贡献与划时代学术成果曾一度震惊世界，考古学界把这一年定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并有了今天国家官方主办的一系列“中国考古学百年”纪念活动。借此机会，一并向瑞典的安持生博士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致敬。——光荣属于劳动者的血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