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之后的向阳湖人物                                                    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 谌胜蓝

 

   一个百转千回的时代，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共隔海峡而治、反右及“文革”......一个个沧桑变迁的地名，北京、长沙、昆明、重庆、李庄、台北......一个个学术的圣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营造学社、中国社科院、台北大学......一个个灿若星光的名字：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思成、陈寅恪、吴宓、吴晗、唐兰......走进《南渡北归》，170万字的三卷本大著，岳南先生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激越历史背景下，一批学人百态千姿的人生路。这里有家国情仇，有学术争鸣，有政见不一，有同仇敌忾，更有悲欢离合、杜鹃啼血。

    全景式地展现大时代里最后一批中国学术大师的辉煌与沧桑，《南渡北归》不愧为文化人的集体传记和史,巨著。而我的视线，格外地关注了书的向阳湖文化人。

                  在向阳湖里改造的知识分子们

书的第一卷《南渡》中，第一次出现了向阳湖文化人唐兰的名字。说的是1939年，西南联大恢复原北大文科研究所，下设语文、文字、文学、哲学和史学五个组，唐兰先生任文字组导师。

出生于1901年的唐兰，曾直接受教于国学大儒罗振玉、王国维，在金文、甲骨文、音韵学、训诂学、古代史学等诸多领域有很深造诣，20多岁就著有《说文注》一书，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授课。西南联大时期，唐先生已成为名不虚传的鸿儒。

     紧接着唐兰进入《南渡北归》的是王利器，由于考入了唐兰所在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王利器先生师从汤用彤和傅斯年，专门研究《吕氏春秋》，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四川大学、成华大学、北京大学、政法学院，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而在讲到一代名媛林微因的时候，作者的笔下先后出现了沈从文、萧乾和冰心。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梁思成、林微因夫妇入住北京总布胡同，一时间，这里成为了文化大沙龙，每逢周末，徐志摩、周培源、陶孟和、李济、朱光潜、包括胡适等文化名流，就云集梁宅，品茗论道，热闹非凡，沈从文、萧乾当时就是这里的常客。

不过，这个热闹场景被冰心看在眼里，不屑在心里。1933年，冰心写作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把林微因家的那个文化沙龙写成了一股颓废的浊流。据说，小说发表以后，林微因送了一酝山西陈醋给冰心，以作回应，算了闹了一场不愉快。

其实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年级毕业生，且住同一寝室。冰心与林微因则为福州同乡，两人在美国留学期间还留下一起野炊的照片。1938年以后，两家同在昆明居住近三年，冰心曾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可惜因了那篇小说、那酝醋的缘故，没有留下两人往来的痕迹。

沈从文是当年“太太客厅”的新生代文人，其后与胡适在中国公学成为同事，胡是校长，沈从文为教员。当时，沈从文为了追求“校花”张兆和，还多亏了胡适的帮助，直到后来胡适到美国就任大使，还与沈从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沈从文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当过兵，靠自学成才，最后成为作家、教授。因为这种“土包子”身份，在西南联大期间，沈先生偶有被人轻视。说是有一回躲避敌机炸弹，“海归”出身的刘文典教授发现沈从文跑到了自己前面，于是喝道：我跑是为了给学生讲《庄子》，你一个搞新文学的跑什么？轻视归轻视，沈从文终究以他非凡的天赋与过人的勤奋，获得在中国文化史属于他的位置。

随着营造学社从昆明西迁四川，罗哲文的名字频频出现于《南渡北归》。1940年，梁思成希望招收一名可堪造就、又可以帮助学社处理杂务与绘图的青年人。看到广告的罗哲文并不知道营造学会是个一个研究古建筑的机构，只因考题中有写字、画画和美术，正合他的兴趣，于是报名，最终成为唯一的录取者。直接师从梁思成，是罗哲文巨大的荣幸，随后，他随着恩师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直至成为当今中国屈指可数的古建筑专家。

当闻一多先生从著作中款款走来，他的爱徒臧克家现身于《南渡北归》。1930年，臧克家考入青岛大学，由于时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闻一多的赏识，臧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并成为《新月》杂志的主力作者，可谓诗坛一颗新星冉冉升起。                               

                  诗人臧克家与他的夫人在向阳湖里的生活照

在写到《雅尔塔协议》的时候，作者引用了当时左派文人宋云彬先生的日记：“早些时间流传一种谣言，谓在克里米亚会议中，苏联与美国订有秘密协定，将朝鲜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并谓苏联要求满洲及台湾统治权。”宋先生只读过两年中学，在长期的编辑工作中，成为著名的文史学者，早年受周恩来影响成为左派文人。抗战爆发后，宋云彬流亡到武汉，然后到桂林，写上述日记的时候，他正在昆明作为英国心理作战部顾问。

在《南渡北归》的第三部《离别》中，原北平地下党人王冶秋由于策反之事败露，一度到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家中避难。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冶秋，一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成为建国后共和国文物事业的奠基人。

建国后，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花巨资购买明代家具，让他的好朋友兼邻居王世襄大为羡慕，《南渡北归》引用王世襄的文章《怀念梦家》，描写了当时陈梦家的“阔”生活。

1957年，当陈梦家作为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遭到猛烈批判，作为陈梦家师辈人物的唐兰很快草拟出一篇《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的发言稿，发言稿扬扬万言，无异于给被推倒在淤泥中的陈梦家踏上了一只脚。

《南渡北归》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鸿儒演义，而向阳湖作为二十世纪下叶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汇聚地，与《南渡北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不，随便一翻，向阳湖文化人的身影就频频现身于书中。

                       

当抗日战争的硝烟燃起，冰心、沈从文、唐兰纷纷南渡，当日本鬼子终于低下不可一世的头，罗哲文、王世襄、王利器等先后北归。当解放战争落下帷幕，77名在世的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58人选择了留在大陆，6人迁退台湾，赴国外13人。

最为悲壮的是首部《南渡》，最激越的是第二部《北归》，最为痛心疾首的是第三部《离别》。

一寸山河一寸血！北平失守，上海沦陷，南京、武汉、长沙......一座座城市落入敌手，中华民族走到最危急的时刻！胡适先生临危受命，出使美国，殚精竭力，奔走呼号，在重重困难中促成美军对日宣战，有力地帮助了祖国的抗战大业。梁思成与赵忠尧教授在日军重重把守的北京城，冒着生命危险偷运出50毫克放射性镭，赵教授把镭放入咸菜坛子，抱在怀中千里南下。《南渡》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在这场血与泪交织的历史中，一批学术精英用他们的方式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长沙、昆明、李庄，一站站地迁徙，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考古、教学、著书，培育了我们的学术后代，延续了我们的文化，取得了最丰硕的学术成果。

河山既复，日月同光。然而，随着抗战进入尾声，国共角逐日趋明朗，吴晗、闻一多等人从单纯的学者转向“斗士”，西南联大学潮涌动，傅斯年等人远赴延安与毛泽东会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与南开大学三校恢复。《北归》是中华民族内部因政见的不同、一批读书人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洪流中，踏上的北归之旅。

《离别》一部在台湾出版时，名为《伤别离》。一个伤字，字里带血，血中含恨。最终定居台湾的胡适，虽然受到蒋介石礼遇，但他的自由中国思想一直成为他与蒋之间挥之不去的精神阴影。而没有随胡适一同远走的儿子胡思杜，在大陆“反右”的风暴中自杀身亡。梅贻琦先生的儿子梅祖彦，从美国回到大陆，从此与父亲海峡相望，成为永别。最为痛心的当数梁思成、陈寅恪、陈梦家、吴宓等一批留在大陆的学者，在“文革”中遭受着种种非人的折磨，纷纷离世。海峡两岸的相隔，意识形态的悖离，生与死的永别，怎一个“伤”字了得！

望着大师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无语凝噎。

当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将上个世纪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南渡北归化作今天的谈资，我不能不对着我身边的向阳湖，忆起四十年前，一批文化人的又一轮南渡北归。

为着响应毛泽东主席“学工、学农”的“五七”指示，冰心、沈从文、唐兰等等背起行囊，从北京南下向阳湖。冰心把菜园打理得不留一丝杂草；沈从文拖着蹒跚的脚步朝思暮想着他的文物事业，多年以后，当他的《边城》在诺贝尔评委们手中翻阅，当他的《中国古代服饰；做过几次脑部手术的唐兰，瞪着呆滞的双眼一桶桶地抬粪；宋云彬干着看鸡鸭、掏大粪的农活，最后因病离开向阳湖，从此整日闭口无言；王利器整日烧开水；萧乾参加盖房子，并把向阳湖视作“避难所”；王世襄与向阳湖的各种动物为伍，罗哲文则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监视居住；臧克家没日没夜地写思想汇报，最后感念于向阳湖广阔天地锻炼了他的身心，奉献出一部诗集《忆向阳》。王冶秋则忧心忡忡于祖国的文物事业现状。

 

                 王世襄在向阳湖里的“幸福”生活

1969年，南渡咸宁的时候，这些文化人或者热情高涨，或者装得热情高涨。几年后，带着可以重操旧业的欣喜，纷纷北归。

如果说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是一部鸿儒演义，那么2010年出版的向阳湖文化丛则是一批大儒的特写。

如果我们小看冰心那个整齐的菜园，如果我们不去用心体会萧乾眼里的“避难所”，如果我们漠视宋云彬先生的闭口不言，或者不把沈从文对文物的纠结放在心中掂一掂，那么，我们应该认真读一读《南渡北归》。没有经历那个血与火时代的千里奔徙，没有对日本鬼子深入骨髓的恨，没有对祖国、对学术刻骨铭心的爱，就没有向阳湖那一个个人物与场景的特写，或者说那个特写会是另一番模样。正是这些特写，折射着是大师们在激荡时代背景下的前世今生、过去和未来。

诚然，我们有一千个理由需要进行一场运动进行思想的改造，那么，我也有一万个理由说，我们至少应该对一颗颗纯洁的、爱国的心灵心怀一份敬仰，可是，我们缘何在把胡适先生批得体无完肤的时候，甚至忘记了他当年为促成太平洋战争爆发所做的一切？我们缘何反复质问冰心当年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的动机？

诚然，我们有一千个理由需要让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那么，我同样有一千个理由说，对唐兰、宋云彬这样体弱多病的老者，这种“结合”的意义何在？对他们脑子里那无人可以替代的学问，我们缘何从漠视到鄙视？

回首当下，当博士、硕士学位在金钱与功利面前，其含金量日益缩水，我们有什么资格头顶一所谓的“学者”帽子，用轻蔑的眼光谓之郭沫若、吴晗等辈为“御用文人”？至少，郭沫苦在文学、考古学家、古文字、历史和书法等任何一个领域的成就，足以让我等望其项背；至少，吴晗作为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人，他的高度只能为我们仰视。如果他们被“御用”了，他们还有被利用的资本。我倒不明白，当某个特定的环境需要的时候，今天有几个“学者”有底气、有资本被“御用”一番。

回望历史，我们有“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叹，在壮怀激烈的沉重中，却也不乏亮丽的光芒。1954年，考古界巨星梁思永先生病逝于北京，他念念不忘的殷墟西北冈发掘成果，仅仅完成二十万字。由于1949年的那一次离别，所有文稿及发掘研究资料都被带到了台湾。台湾学者高去寻花费32年时间，继续梁先生未竟之事业，扩充了80%的内容。高先生去世之后，台湾学者石璋先生再花费5年时间，校补了殷墟发掘报告的所有内容。1996年，取名为《侯家庄》的共计九本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以梁思永的名字全部发表！这是怎样的气魄与胸怀!无论是南渡、北归还是离别，真正的中华血脉与文化把一切连在了一起！我们又何曾真的离别？

 

                                                          继承梁思成依钵的罗哲文先生

展望未来，我们更看到，继承恩师梁思成衣钵的罗哲文先生，依然活跃在文物、建筑保护与修缮的前沿，并牢记恩师的嘱托“文物、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经他的多方奔走与呼吁，一大批中国古建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向阳湖，这个当年文化人的流放地，也被先生推荐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南先生在书中引用庄子的话：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曾经在深重的苦难中相濡以沫，我们因此更渴望在和平的、自由的，在脱离低级趣味的洁净空气中，传承学术与文化，传播精神与文明。这种相忘于江湖的境界，难道我们只能乞求国家的进步、乞求制度的完善可以达到吗？继承大师们唯学术的精神，辩证地对待历史，作为读书人，但愿多一些良知与良心，在审视历史中，把当下做得更好，把自己做得更好。

牢记知识分子为苦难中国所做的一切，牢记过去的教训，给予知识更明媚的阳光雨露，但愿读书人与知识获取应有的地位与尊崇，但愿我们的社会更加发达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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