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当年南渡北归
一种无法拒绝的情愫似马蹄声远远地奔涌而来，重重地拍击在心岸之上。
尽管在学生时代我也曾经深切地体味过唐人柳宗元“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的无限怅惘，也不无喟然长叹于元人赵孟頫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岳鄂王墓》”的几度悲怆……但在我们新中国的发展史上这段令时代令记忆都难以释怀的南渡北归史却以外地不曾走进过我的阅读视野，我为完全沉于现实浮华中的自己深感惭愧。幸好值得庆幸的是岳南先生的新著《南渡北归》系列读本为我补上了这一课。
文/汉书
总难把对硝烟初起的那个时代的关注放在文人与知识分子身上。以为风花雪月的浪漫和漫无缘由的迂腐才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写照。所以痴迷的只有大环境下的慷慨激昂，更加再也容不得一丝迂回曲折的纠结与婉转。便是抱着如此狭隘的成见，字字句句的读了岳南的《南渡北归》。然而掩卷的那一刻，却再也无法认同当初的自己，竟是那样误读了南渡与北归中那群默默的人，也完全错解了那个时代。
“南渡北归”——那是大批知识分子在战火下被迫辗转各地，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又历尽磨难回归中原的尘封岁月。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跨越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钱钟书等。作者岳南秉持一贯客观严谨、处处有典的态度，极尽细致地描绘了中国历史上那段特殊岁月中知识分子们的悲欢离合、恩怨纠葛、乃至与时代和命运的抗争、以及奔赴理想与抱负的决绝。那些早已定格的历史画面，而今竟是这样鲜活地明朗起来，真实而耀眼地穿透人们的眼睛，给人以久违了的、刺入心灵的震撼。
遥忆1937年之夏，沉闷、压抑的氛围似乎预示着某种不祥。待到卢沟桥事变震惊全国，一时间人们方才从睡梦中惊醒。政府机关及工商界的秩序骤然崩溃，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亦岌岌可危。仓皇失措的人们只剩下逃亡的最后选择，教育界的平和之势不复存在。七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了空前的巨大浩劫。从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的一年内，全国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到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在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为了捍卫中国教育的精髓，让中国教育文脉得以延续；为了坚持民族教育，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受奴化教育。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1937年9月，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的西北（西安）临时大学，也于1938年3月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迁往陕西城固。战时的中国教育终以特殊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以浑厚而坚实的声音穿过硝烟炮火，召唤着流亡的教职员工、学生与知识分子们。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当年西南联大的校歌还依稀回荡在耳边，在这次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的浪潮中，我们看到的是教育界广大师生对祖国炽烈的热爱，是学术大师们对理想信念的执着，是中国教育在低谷中艰难的前行，也是硝烟与炮火下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尽管人们将这次南渡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南渡——晋之南渡、宋之南渡、明之南渡相提并论，然而即使是此次南渡渲染着血和泪，但最终却是了无遗憾的。
不愿将《南渡北归》简单归于一部历史书，如果是历史，却真真饱含了太多故事。抗战烽火中的悲怆之歌，众多知识分子在颠沛流离中不舍理想抱负，钻研学术、在重压之下的生活皆令人为之动容。然而，我却独独只想顺着作者的笔路将那些尘封的记忆细细回溯，越过曾经扛起历史重担的重重肩膀，找寻带领众人前行的灯塔，那是永不磨灭的中国教育的希望之火。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大撤消，北大、清华二校回北平，南开回天津，教师、学生、家属随行。联大附属的昆明师范学院继续在当地开办，后改为云南师范大学，成为目前云南省最重要的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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