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有温度的历史

                                                                                                      文/高君渡  段然

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一个月的时间终于读完。阅读此书，就像进行一次神奇的探险之旅，整个灵魂仿佛鼓荡的船帆，饱满有力，又具有坚定的方向感。置身其中，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历史的记忆，它冲破了被遮蔽、被尘封的命运，呈现出十分难得的历史的原生态。岳南笔下的知识分子的“南渡北归”，不是冷冰冰的让人不忍触摸的历史的符号，不是铁板一块的坚硬的历史模型，它给读者以鲜活的现场感，让人很容易就碰触到历史的体温，看到被裹挟于社会漩涡中的个体和群体的生命状态，看到知识分子在社会洪流中或放弃或坚守或抗争或沉沦的命运。

岳南在试图撰写有温度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不至于让人望而生畏，才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让人自觉地走进记忆的原场，在那强大的历史气场中接受精神的洗礼，就像在冥冥之中接受命运的安排。撰写有温度的历史，岳南在《南渡北归》三部曲中，表现出了极其深厚的功力。

竭力还原历史现场。历史总会决绝地远去，带着冗长的回声和无限拉长的影子，供后人倾听和描画。而描摹历史，方法各异。有的讲求极简主义，只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历史的轮廓，如《左传》；有的对历史事件精雕细刻，竭力复原每个细节，复活历史于笔端，如《史记》；有的有选择性地爬梳历史的连续性，彰显一种启示后人的精神价值，如《资治通鉴》。三种笔法，《南渡北归》三部曲应该兼而有之，但司马迁的“史传”笔法应该更多一些。岳南在创作中非常注重对历史情境的再现，无论是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即时场面的描摹，还是个体生存和群体生活的刻画，都细致入微，纤毫毕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感，让人觉得历史就在眼前生动地演绎，从未曾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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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序章“烽火照京都”，极力铺陈战争来临前的北平风雨飘摇的动荡情形，很有历史的代入感，读来摄人心魄，扣人心弦。此时的北平处于战争的最前沿，外族大兵压境，蠢蠢欲动，社会各界该作何反应，本书序章作了详细的交代。在历史风沙的裹挟下，平津的知识精英除容庚、周作人之流选择留下，大部分都选择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旅。岳南在叙述历史时，分了三条线索：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群体，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同仁，以梁思成为首的营造学社同仁。按照既定的历史脉络，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图景徐徐展开，从七七事变始，到文化大革命终，作者始终以一个在场者的身份介入历史之中，他竭力揭开遮蔽，拭去封尘，为读者创造一个无限接近真相的历史情境。全书的各个章节都镌刻着作者以在场者身份复述历史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对自己的在场感深怀自信，因为他经历了翔实的实地考察和海量的资料检索，对所占有的资料进行甄选和研究，并且设身处地地将之转化为一种直观的历史记忆。不仅于此，作者还对“南渡”“北归”“离别”中的很多小插曲，展示了细致入微的“绣花”功夫，他是如此热衷于对历史细节的叙述，就仿佛在回忆有关自己或远或近的往事。比如梁思成和赵忠尧舜驱车潜入清华园，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抢运出一坛镭。比如陈寅恪流落香港，坚守气节，不接受日军施舍，并成功脱险逃离。比如在炮火连天的西南联大校园，刘文典月下讲《月赋》。比如抵达蒙自的刘文典散步时，遇到当地农民暴打妻子，出手制止却遭遇夫妻合力怒怼的尴尬。比如北大校长蒋梦麟在防空洞中气定神闲创作《西潮》。比如建国后胡适的长子胡思杜受到政治牵连，用一根绳子了结生命。比如饱受文革摧残的叶企孙沦落街头，向学生伸手乞讨。比如胡适和梅贻琦在病重住院期间，度过了一段相互扶持相互守望的时光。在《南渡北归》三部曲中，像这样的小插曲俯拾皆是，它们组合成一幅幅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立体画卷，让读者身临其境，也让僵冷的历史顿然有了丰润起来的温度。

 

做到不溢美、不隐恶。明代宋濂在《赠传神陈德颜序》中说：“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隐恶，必务求其人之似焉。”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伟大的人身上也有缺点甚至污点，再卑微的人也有耀眼的精神闪光。用溢美隐恶的理念塑造出来的人物，肯定是扁平的、机械的、虚假的；相反，如能做到不溢美、不隐恶，笔下的人物是立体的、鲜活的、丰满的。前者凌空高蹈，倾向于理想主义，是一种神性的存在；后者脚踏实地，有血有肉，散发着人性的光和热。作者写傅斯年，可以说倾注了相当大的笔墨，将他写成一个极具号召力、组织才能、领袖精神的风云人物，在五四运动、组建史语所、史语所的南渡北归、筹备北大复校、国宝争夺战、学人抢救计划等一系列活动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政治气候有极强的洞察力，在很多时候还扮演着“及时雨”的角色，应该说傅斯年是作者极力渲染的偶像级人物，是一个精神标杆，又是全书叙述的引线。但在具体的叙述和描画中，作者从不隐讳傅斯年身上的缺点或者说弱点——暴躁、狂妄、感情用事，比如在五四运动的游行示威中，傅斯年和一个同行者大打出手，利用“体积乘速度”爆发出的力量将对方打翻在地；由于在身材、性格、教育背景、思想等方面存有差异，傅斯年一直不把吴金鼎放在眼里，在处事方式上处处令吴氏不快，吴氏最终落得个晋升无路，投笔从戎，精神萎靡，病死乱世的下场。吴金鼎之死，说不上和傅斯年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吴金鼎的出走肯定是傅斯年造成的，可以说傅斯年间接害死了吴金鼎，这和李济的惜才爱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之所以这样写，并不是故意抹黑傅斯年，而是根据真实的史料所作的客观载录，他不夸大傅斯年的“美”，也不掩饰傅斯年的“恶”，如此这般，才将傅斯年这个形象写活了，而傅斯年才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活在读者的世界里，活在这部有温度的书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一代北大掌门人蒋梦麟，治学治校，叱咤风云，但后期却热衷于权势，并因尴尬的第二春而晚景凄凉。即使是“完人”胡适，也有一生摆脱不了的“污点”，如“七七事变”前由于对时局判断失误而对日本主和，在行文过程中，作者没有刻意掩盖这个“污点”，而是两次郑重其事地提出来，并浓墨重彩写出胡适的反思和忏悔，这样写使胡适这个“完人”倏地立体起来，这表明胡适在走向“完人”的过程中也在经历成长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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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运用春秋笔法。《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应该是春秋笔法的源头。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同样成功运用了春秋笔法。这样的治史笔法，在塑造人物时便多了一股生人之气，就像说书艺人口吐莲花，情感微露，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便跃入听众的大脑。历来的史家在治史时倾向于克制和隐忍，而春秋笔法就是克制和隐忍的具体体现，这样既能保证历史文本的客观中肯，又能隐约延续作者的精神血脉。《南渡北归》中，对郭沫若这个人物用墨不多，但处处暗含褒贬，可谓春秋笔法运用得最成功。书中写了郭沫若的几件事：将史语所所寄资料和拓片据为己有，编著《卜辞通纂》，盗用考古研究成果；甲骨学“二堂”历史性会面，郭沫若和董作宾握手言和，相互泼墨激赏；郭沫若完全不顾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斥之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陶孟和，赵俪生给《人民日报》反映此事，之后被频繁批斗。书中对郭的所作所为没有作既定的道德评判，但作者的情感倾向在历史叙述中隐约可见，而被情感丝线遥控的人物却更加具有典型性和立体感，他不曾走远，依然散发着历史的体温。相反，在全书中作者始终寄寓深情的人物是陈寅恪，无论是写他南渡前由于处理父亲后事，滞留京城，并哭坏眼睛，还是写他在南渡中流落香港，坚守气节，不接受日军施舍，并成功脱险逃离。无论是写他在西南联大坚守中立，对政治时局保持冷静头脑，还是写他在鼎革之际，既不赴台，也不赴京，偏居岭南，任好友劝请，绝不动摇。无论是对他创作诗词的倾情解读，还是对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个性推演，作者都流露出无限的敬仰。而这种情感的流露，使陈寅恪的学识、风骨和气节更加丰润。

                

更难能可贵的是，岳南在运用春秋笔法时，并不是一味地让读者在自己营造的精神氛围中观望和行走，从而被动地走进自己所筑造的情感城堡，而是采用“正文+史料”的创作艺术。有的史料翔实完备，完全可以与正文分庭抗礼；有的史料几种观点互现，形成历史的“罗生门”；有的史料恰恰与作者的叙述相左，甚至南辕北辙。我认为这样的治史态度更加平允，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读者眼前的历史可能就是碎片化的历史镜像，而作者所传递的历史事件不可避免地携带着自身的情感体温。岳南的高明之处就是，做到了正文和史料的牵连和撕扯，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张力，营造了可供选择的历史的三维空间。如此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历史叙述的机械性和片面性，从而达成一种历史的审美自由，这样的历史才更加活泛，更加具有让读者亲近的温度。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再现了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时间跨度之大，地域覆盖之广，让人惊叹。但岳南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面前，并没有手忙脚乱，他坚守自由独立的创作精神，秉承史家卓越的治史传统，为读者撰写了一部带着生命温度的历史。而读者尽可以在这部有温度的史书中，激荡于历史的大潮，触摸大师们的脉搏和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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