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神医华佗故事是印度神话

                                                                                        华佗像

     自1920年起，供职于教育部的鲁迅以特聘讲师身份，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认为六朝之鬼神志怪小说兴盛与佛教影响有关：“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又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又说：“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12】

    鲁迅对六朝小说的研究可谓起了拓荒的作用，然而鲁迅并不精通佛教，更不懂梵文与中亚其它地域的文字，因而受到局限就不可避免。

    在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把魏晋南北朝佛教与文学的关系引向深入，“发前人未发之覆”，并做出巨大贡献者，当是陈寅恪。陈氏通过对佛经研究，先后发表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等论文，开始涉及佛教与小说史及文字学领域。1930年，陈寅恪在《清华学报》六卷一期刊发了《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论文，首次指出《三国志》中的《曹冲传》和《华佗传》，已经有佛教故事辗转因袭、杂糅附会在其间，其有二例可以说明：一个是“曹冲称象”的故事；另一个是神医华佗医术高超的故事。而这两个例证，“或亦审查古代史料真伪者之一助也”。^【13】

                                                                          曹冲称象

    陈寅恪研究发现，“曹冲称象”，这个在中国民间被人津津乐道、妇孺皆知的少年天才故事，原是附会北魏《杂宝藏经》里的佛经而来。为证实这一推断，他先引《三国志·魏志》和叶适《习学记言》，肯定“曹冲称象”实有其事的正面记载，然后据清人何焯、劭晋涵等人著述，辨定上述史料之不可信，再引北魏《杂宝藏经》所载“称象”故事，考辨此经撰作时代、背景及适用范围问题。最后论证出“称象”故事原出佛经，而后流播中土。尽管陈寅恪已注意到《杂宝藏经》的汉译，比《三国志》记载的时间要晚，但他仍认为并不妨碍这个故事本身早已传到了中土，并有“附会为仓舒之事”的可能性。除此之外，陈氏还通过象之存在地域和曹冲死亡年代等旁证，以佐证“称象”之事不可能发生在年幼的曹冲身上。

                        
    对于华佗其人与故事的考证。陈寅恪认为“夫华佗之为历史上真实人物，自不容不信”。然且站在科学的角度观察，所谓“断肠破腹，数日即差。揆以学术进化之史迹，当时恐难臻此”。《三国志·魏志》原文曰：“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华佗”原为五天外国之音，古音即天竺语agada，是所谓“药”的意思，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所习见之语。《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九《华佗传》所述华佗的多种神乎其神的医术，都是民间比附着印度神话故事敷衍而来。陈氏据此认为此一故事“其有神话色彩，似无可疑”。陈寅恪虽是传统的旧学出身，但毕竟受过西方科学思维和方法的训练，在科学上的慧眼与史学上的缜密考证，自有独到之处，因而在论证两例故事的过程中，则显得从容不迫，卓识超人。正如早年听过陈氏课业、后为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的劳榦所言：这个论断，“虽然有点惊人，却是非常合理”。^【14】

^【注释】

   ^{【12】《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曹冲（196—208），字仓舒，曹操子，谥邓哀王。“称象”故事见《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其文曰：“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歧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量，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按此文所言，曹操之子曹冲聪明过人，在群臣不知如何称大象重量的情况下，年仅五六岁的他提议把大象拉到船上，用刀刻下水至船的痕迹，而后将大象拉出，复用石块等物填船，在达到刻痕之时停止，分别称石块等物的重量，加在一起就是象之重量。这个方法被现代一些中学课本称为阿基米德定律即浮力原理。根据“曹冲称象”的故事，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62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人在公元200年左右已知浮力原理，并借浮力称量。

    对这个传奇故事，陈寅恪通过考证认为是从国外输入的，并举《杂宝藏经》卷一“叶老国录”之故事以佐证：“天神又问：此大白象有几斤？而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天神。”

   据此记载，虽然此经乃北魏时译成，但此传说“仅凭口述，亦得辗转流传至于中土，遂附会为仓舒之事，以见其智”。（陈寅恪语）那么，何以“称象”不能在曹冲身上发生呢？这是因为不合于史实，前人早已察知。陈寅恪指出，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云：“何焯曰：孙策以建安五年死，时孙权初统事，至建安十五年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节度，此后或能致巨象，而仓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妄饰也。置水刻船，疑算术中本有此法。”

    另据陈寅恪考证，汉代中土已无象，而曹冲殇于献帝建安十三年五月，年十三。孙权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前只领有江东六郡，含现在江浙与江西、安徽的一部分，在建安五年也就是曹冲“五六岁”时只是“会稽太守”，哪里有“象”可以送给曹操？何焯曾推测中国古算书里原有此法，陈寅恪则从佛经里找到这一故事的来源。陈氏认为：“但象为南方之兽，非曹氏境内所能有，不得不取其事与孙权贡献事混成一谈，以文饰之，此比较文学之通例也。”另梁氏《三国志旁证》又云：“邵晋涵曰：《能改斋漫录》引《符子》所载燕昭王大豕，命水官浮而量之事，已在其前。”对这一说法，陈寅恪未予讨论，但以何邵两人“皆未得其出处也”，故宋代人之记载也是本于佛经故事。

    当然，陈寅恪所考只是“曹冲称象”的故事来源，并未否定中国人很早就懂得浮力原理，或者是与阿基米德定律方法相同的“等量替换法”这一智慧的应用。虽然阿基米德定律于公元前200年以前已经发现，过了1800多年，即1627年才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传入中国。这部书的名字叫《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又名《奇器图说》，由德国耶稣会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z, 1576—1630）口译、王徵（1571—1644）笔述绘图，于1627年在华出版发行。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中文介绍西方机械的专著。

   邓玉函1576年生于德国南方城市康斯坦茨主教区一律师家庭，及长，先入纽伦堡附近阿尔特道夫大学学习医学，后就读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并与著名科学巨人伽利略相识，后来与伽利略同属于罗马林瑟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院士。邓玉函对当时西方科学技术最前沿的成就了如指掌。1621年，中国农历辛酉年，生肖鸡年，为明朝熹宗天启元年、后金太祖天命六年，邓玉函率22名传教士，携带7000多部书籍来华。

    来到中国后,邓玉函逐渐意识到天朝科技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了，于是背弃原来来华传教的初衷，立志传播科学技术，并毛遂自荐帮助皇帝修历，同时大力传播天文及医学知识。他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徵共同合作，于天启七年正月（1627年2月或3月）完成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三卷。同年，王徵补扬州推官，七月《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与《诸器图说》合刻于扬州。他们把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机械学基础知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传授给中国人。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第一卷介绍重学与力艺以及比重等基本概念；第二卷介绍杠杆、轮轴、斜面等简单机械的原理；第三卷介绍各种较复杂的实用机械，如起重机械、提水机械、风车、水泵等。书中介绍的主要为平行力的平衡问题，或即重力的平衡问题，因而这本书将所涉及的学问称为重学。而如何利用这些学问节省力，则属于力艺。在该著第三卷最后十页中，作者介绍了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一种“人力双缸活塞式压力水泵”灭火器。其中，有水铳图四幅，且详细地介绍了水铳的制作、使用和性能。在该著的序言中，王徵说：“《奇器图说》，乃远西诸儒携来彼中图书，此其七千余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又说：“私窃向往曰：‘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之哉？’丙寅（1626）冬，余补铨如都。会龙精华（龙华民）、邓函璞、汤道未（汤若望）三先生以候旨修历，寓旧邸中。余得朝夕晤请，教益甚欢也。暇日，因述《外纪》所载质之，三先生笑而唯唯。且曰：‘诸器甚多，悉著图说，见在可览也，奚敢妄！’余亟索观，简帙不一。第专属奇器之图之说者，不下千百余种。”并说：“令人心花开爽，亟请译以中字。”

     该书刊行后，引起中国朝野学习、借鉴西方工程技术的兴趣，相关著作的翻译逐年增加。至清末，有传教士加入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都进行译书工作，大量西方科技著作翻译出版，使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以前所未有之势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

1627年《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的出版，是西方科技引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中国人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利用浮力的方法亦属可能。如《墨经》曾对浮力原理有过探索：“刑（形）之大，其沉浅也，说在衡。”意为：形体大的物体，在水中沉下的部分浅，是因为物体的重量被水的浮力所平衡。

    又如台湾学者刘广定认为秦汉之际编成的《考工记》一书，其“输入”一节中叙述做车轮之法，有“揉辐必齐，平沉必均”及“水之，以眠其平沉之均也”的句子（刘广定，载台北《治学研究》，第十七卷第一期，1999年）。车轮必须整体均匀，转动效果才好。知道把木制车轮放在水里，由其浮沉的深浅来判断是否已匀称，证明那时的中国人已经了解并将浮力原理应用于生活的实践中了。

   【14 劳榦《忆陈寅恪先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三期，1970年9月。

[注：本文部分采自《陈寅恪与傅斯年》最新增订版印刷本，有删节]

《陈寅恪与傅斯年》最新版，2020立春，0.5折

     点击：当当：《陈寅恪与傅斯年》，未删减版。限量。

 点击：京东：《陈寅恪与傅斯年》增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