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读《南渡北归》随笔
(2019-10-19 00: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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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南渡北归书评 |
（一）前言
本书为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作者岳南，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讲述了民国时期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西南流亡和北归、离别的故事，内容涉及时间将近一个世纪，涉及人物都是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关于中国近代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他们的历史是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左右着民族的方向。
（二）内容与感想
这些大学问家大多是历史相关的，也是我非常感兴趣之处。读到第二章我才意识到清华国学院和史语所之间的承接关系，尽管行政上并无关系，但时间上刚好衔接，这也是时代的必然，1925年国学院成立的时候清华四大导师后来加上李济一共五位导师，1927年王国维去世1929年梁启超去世，李济是兼职讲师，所以只剩下陈寅恪和赵元任，傅斯年凭借着极强的组织能力和个人魅力组织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分为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三组，三组的主任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这正是清华国学院的全部主要人力，为中国近代历史演进奠定了很强的基础。第三章通往历史隧道的最深处，主要讲述民国时期考古发展的情况。
傅斯年和陈寅恪留学海外多年都没有获得什么“硕士”、“博士”的学历，但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究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身强大的实力，无论是才学、对中西文化的了解还是组织能力都是一流，皆少年得志，名气很大，胡适曾经感叹学生中有几个学问不在他之下的，如傅斯年、顾颉刚等；另一方面是自身强大的背景，陈寅恪先生与梁家世交，又敬佩其才学，因而梁启超推荐其如清华国学院为导师。正是因为两方面原因和自身对于出国学习的理解，故不拘于学位，唯求知识贯通而已。
傅斯年一贯注重史学就是史料学，也很注重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演进，从其对于科学考古学之支持与推动可见。陈洪波先生在其《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一书中曾经提出并进行讨论，这种科学的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利弊值得我们思索。另外，傅斯年先生十分重视留样的海归学者，而对传统的学者不慎重视，
如对在马衡等金石学派和科学考古学代表人李济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当然究其原因则是两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不同。史语所之成立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事业，因而其任务在于提倡新学术，而非请老教授装点门面，这也是一个原因。另，根据陈洪波先生的研究，史语所派出国深造的人当中多是李济和傅斯年一系的，而很少董作斌的传统系，这或许有其他原因。
看到第六章：又成别离。其中“胡福林神秘出走”令人惊叹，胡福林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甲骨界“四堂一宣”的胡厚宣先生，他也是史语所考古组十兄弟之一，在昆明的时候因为投奔了与傅斯年意见相左的顾颉刚联系的齐鲁大学，故假借其他原因未正式辞退而出走，傅斯年闻之震怒，言责齐鲁大学并告知带走的资料不能发表使用，后来胡厚宣询问能否使用之事，傅斯年与李济、董作宾商议之后一致否定之，危难之际能够看出一些东西，看来民国学人的交往和行为还是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从此时可以看到作者对此事的态度，他是站在傅斯年这边的。
看到第九章：似水流年，讲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的故事，“太太的客厅”成为当时名人聚集之地，是当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这也招来了一些麻烦，比如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就含沙射影，暗喻林徽因和梁思成、金岳霖、徐志摩，这也是为两人交恶的见证。两人的丈夫梁思成和吴文藻是清华读书时期的舍友，同时李济和徐志摩也曾同一寝室，可见近代最有名的名人大抵都是熟识的。
霸气跋扈的傅斯年等人在1949年之后经常被成为“学霸”，遂想到“学霸”向来都是与“学阀”并列的贬义词，不知何时演变成了“学习刻苦且取的好成绩的学生”的代名词，此种意思断非双规并进，而是后来居上的状况，其来源当在近几十年，不知出自何处。
（三）书评
本书的注释详尽，内容充实，值得称赞的是著述，书中对许多问题的考释在注视中体现，如对王国维之死、顾颉刚和鲁迅的恩怨的考证都足以单列一章讨论，综述各方观点。本书最优秀的地方当在于学术史和文学性的兼顾，内容庞杂，涉及面广，材料收集齐全，其次是对材料的数理分析，而自身的看法相对不足。不知此书的定位是怎样的，总之算是不不不错的书了。
本书的风格是将政治史、学术史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还原的描述给人以代入感，通过这些文字人们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态度和当时人的心绪。读《南渡》知大家之风范，读《北归》知抗战之艰难，读《离别》感文化之伤痛。开始读第一卷，时而捧腹大笑，时而伤感落泪。到了第二卷虽然条件艰苦但是还是能看到一丝希望，但同时唏嘘的声音也多起来，到了第三卷紧张、害怕、压抑、恐惧、气氛、绝望的气氛笼罩了这部书，让人喘不过气来，产生了对那个时代深深地厌恶甚至痛恨，对知识分子的冷漠、践踏和毒害令人心寒，家国情怀在政治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个人在集体暴力之下别无选择，什么是生不如死，什么是人间炼狱，一个接一个的惨痛故事，令红卫兵的可恶形象跃然眼前并不断加深，这是以前读文革回忆录所见不到的，令人不禁要思考：是什么令他们如此疯狂？如此大批的学者遭受到如此浩劫，令人伤痛、叹息和绝望。从他们的少年英气看到晚年悲歌，走过几十年的厄运，仿佛能看到一个艰难前进的身影。从生到死，第三部仿佛就是描写大师之死的，似乎这死的不是人，而是民族的魂魄。
读完此书我想起来了张岂之先生主编的《民国学案》一书的，其中也有大量的文史研究大家的介绍，两者相比，《民国学案》更加注重广博，每个人介绍多，本书则更加注重深刻，不过这两门书的定位不同，自然也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对比了。
本书作者算是有些勇气，颇费了一番功夫，书中很挫措辞也很大胆，并因为其并非历史研究机构之人故能对一些事件无所顾忌地评论，其中我对胡厚宣、郭沫若和提及一句的李学勤等的记述都记忆犹新，倘若在几十年前是万万不敢言万万不能说的，说了怕是会被扣上卖国贼、美蒋走狗的帽子吧。而今在党国已经承认反思自己曾经过失的大形势下说出来，也算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这算是时代的进步吧。
最后，是金岳霖先生的一句话：凡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
孙晨
2018年6月14日星期四
于陆寮
2019-05-11
01:39:46
【文章来源：当当网《南渡北归》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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