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里汲取营养
---我与《南渡北归》的写作

我的阅读偏好分为几个阶段。少年时代喜欢小人书,小人书中最喜欢是打打杀杀的故事,那个时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生长在山东乡村,古典名著见不到,武侠小说更是没有,所看的大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抓特务的事,这些小人书陪伴我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尤其看到小学生或中学生在沿海地区,或者在中原的某个高粱地里抓到台湾派来的特务,或者是那些企图“变天”的地富反坏分子而成为时代英雄时,心中很激动,也很羡慕,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学着英雄的样子抓几个坏分子,自己也风光一回。在这种信念支配下,当青纱帐起来的时候,我还真的与几个小伙伴在家乡高粱地里转了几天,只是特务与坏蛋没抓着,脖子和小后背被像刀一样锋利的高粱叶子划了几十道小口子,晚上痛得睡不着觉。在我的记忆中,到了七十年代末,各种样板戏的小人书曾充塞过新华书店,但那些故事太单调,有点莫名其妙和怪怪的感觉,不吸引人,翻几下也就扔掉了。


进入八十年代,社会政治文化逐渐开禁,一些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开始出现在已是青年学生的我的视野中。可能与自己成长的环境和性格有关,我对《红楼梦》这部公认的第一流的名著不感兴趣,对里头那些哭哭啼啼的姑娘如林黛玉等也不太喜欢,唯一喜欢的就是王熙凤,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值得敬佩一下。相对而言,我喜欢的还是《水浒传》《隋唐演义》和乡党蒲松龄先生创作的《聊斋志异》等类作品。书中的情节很令我神往,有的精彩段落几十年忘不了,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出《隋唐演义》所排列的最前边的十几名好汉的名字。
当然,那个时候看书主要是迷恋故事,是单纯的读书和吸取精神营养。当我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的时候,再反观这类书,就有不同的感觉。说是往深里研究也行,说是有功利性也好,总体上,脑子里转的是借鉴书中的创作手法和人物情节等安排了。你比如《水浒传》这部书,我在读过几遍之后,对它的结构和人物出场的安排发生了强烈兴趣,就开始注意和琢磨作者这样安排的意图和目的,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作者的构思与写作技术了不得,很值得我学习,后来我还真的这样做了。

我写的《南渡北归》,主要描述了抗战期间中国学术大师和流亡学生南下,在长沙、昆明、重庆、李庄等地办学和科学研究的故事。所涉一流大腕有: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梅贻琦、蒋梦麟、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等等,在数量上接近一百单八将了。纷纭复杂的人际关系,就像一张网,牵一发而能动全身,对于这一群大师如何安排而让读者感到自然、不乱?我采取的就是《水浒传》的结构、创作手法和技巧。
在《水浒传》中,从史进讲到鲁智深,鲁智深遇到了林冲,林冲遇到了杨志,杨志牵扯出生辰纲,于是吴用、晁盖、宋江等人陆续登场……从一张关系网中,如何抽取一点来串起整个故事,施耐庵是颇费了一番思量的。最近改编的电视剧企图做出突破,总是要突出所谓的主人公宋江,于是首先安排宋出场,结果打破了这张关系网,使整部剧的前半段非常凌乱,惨不忍睹,成了一部不伦不类的东西。
我在《南渡北归》中,首先选择毕业于清华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为突破口,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携全家与清华教授金岳霖逃亡开始,讲到他们在长沙遇到了李济,于是以李济为由头,牵出了逃亡之前包括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吴宓和校长曹云翔、教务长梅贻琦等人的故事。然后继续讲述李济的故事,直到1928年,李济在广州中山大学遇到了傅斯年。于是,傅斯年被带了出来,这个人物相当于水浒中的宋江,他是整部著作的核心人物。有了这个核心人物,其他的也就纲举目张,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渐次蹦跳出来,读者不会感到零乱与突兀了。——这或许看作是中国的古典名著给予我的精神和艺术营养吧。
人到中年,我开始对人文科学类书籍感兴趣,像罗素、杜威等人的作品自是读过一些,最近读的是哲学家诺齐克的著作。诺齐克在他的《无政府、国家、乌托邦》中,他主张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建立“最弱意义的国家”,为人类谋求最好的“乌托邦”。我不能说诺齐克这个学说就是对的,但至少可以肯定他在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过努力。(文章来源:京华时报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5/06/content_6567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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