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第七天》这部作品中，为了让死后与生前两种生存状态形成对照，在词汇、句式上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比如，在词语的选择和搭配方面，描述死后场景时倾向于用模糊多义的词汇。

开头讲到的第一句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其中“浓雾”一词，全文中共出现14次，仅第一节就有10次。类似的还有“虚无缥缈”，共出现4次，第一节占2次。正是在浓雾中，一切都显得亦真亦幻，虚无缥缈，那是死后的氛围，也是全书的基本色调。

在第一节中，还强调了几个词的不同称谓，“火葬场”和“殡仪馆”，“招待所”和“宾馆”，“殓衣”和“寿衣”，前者俗称，后者雅称，杨飞使用的是俗称“火葬场”和“殓衣”。语言是交际工具，一个脱离了生前社会的思维混沌的人，说出的话能满足基本的交际功能即可，是不必在词汇上刻意推求的。

另外，在死亡世界中大量使用“好像”、“似乎”、“可能”等意义不定的词，都有利于营造出模糊朦胧的氛围。其中“好像”52次，“似乎”43次，“可能”65次，“感觉”21次，仿佛“34”次。比如：

她问我：“你哭了？”“好像是。”“是为我哭了？”“可能是。”

“我似乎同时行走在早晨和晚上。”

而在这种氛围下，杨飞的视觉、语言能力，甚至思维能力都是受到影响的。比如文中说，

“一些人躺在地上，另一些人被从变形的车厢里拖出来；有些人在呻吟，有些人在哭泣，有些人无声无息”

前两种人都是发出了声音而被听见，而第三种则纯粹是他自己的想象。说明他的视力是受到影响的。此外还有，

“他们掏出口袋里的石子砸向市政府的门窗，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响声从远处传来。”

“他点点头转身走去，拐杖敲击着没有回声的地面远去之后。”

强调听觉而忽略视觉，因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所感知的场景非眼见而是耳听的，更反映出虚幻和不真实感。

杨飞的语言能力也在弱化，主要表现为句式的重复和单调。“我是殡仪馆的，你到哪里了？”“我在家里。”“在家里干什么？”“我在净身。”重复了使用“我在……”，其实第二句按照正常的交流，完全可以省略“我在”。除了对话外，在杨飞自述的时候也是惯用重复甚至是啰嗦的句式。例如，“我当时的妻子李青在商店里精心挑选了两套中式对襟睡衣，她在自己的睡衣胸口绣上我的名字，在我的睡衣胸口绣上她的名字。”如果换成“她在我们睡衣的胸口上绣上彼此的名字”要更经济省力得多，但这显然对思维的要求要高。这样的重复在文中数不胜数。

“这一天，似乎是昨天，似乎是前天，似乎是今天。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我在那个世界里的最后一天。”

“为了给父亲治病，我卖掉房屋，为了照顾病痛中的父亲，我辞去工作。”

“我的棉大衣是旧的，里面的衣服也是旧的。”

“她早晨上学时走出自己的家，下午放学回来时她的家没有了。她没有看见自己的家，也没有看见自己的父母。”

“我跟随鼠妹走去。我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感到树叶仿佛在向我招手，石头仿佛在向我微笑，河水仿佛在向我问候。”

“我期待父亲的声音出现，在前面、在后面、在左边、在右边，我的名字被他喊叫出来。”

“我的眼睛只能区分高的和矮的，宽的和细的；我的耳朵只能区分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

这种重复像是呓语、梦境，也像是幻觉。

杨飞的行为能力也受到了限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身体带着我离开了候烧大厅。”意思就是“我站了起来，离开了大厅。”但是用了“感到”，就表示杨飞已经失去了主动的行为能力。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第二天和第三天中，杨飞回忆与妻子、与养父的生活经历，这部分是写实的，是活人的世界，因此在语言表达上清晰明确，在词语和句式上也更精练成熟。在句子的长短上，这部分也比开头那节要长很多（没有统计，直观感受），句子的加长也体现出思维的精密化。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与第一部分形成鲜明对比，营造出生前清晰与死后混沌两种泾渭分明的思维状态。

这种对比如果在同一节中就更明显。比如在第二天中，杨飞叙述完和妻子的婚姻后，碰到了死后的妻子。他们的对话在词汇和句子层面的重复性都有所加强。

然后她后退一步仔细看着我，她说：“你现在像杨飞了。”“我就是杨飞，”我说，“你像李青。”“我就是李青。” 我们同时微笑了，熟悉的笑容让我们彼此相认。我说：“你是李青。”她说：“你确实是杨飞。”我说：“你的声音变了。”“你的声音也变了。”她说。我们互相看着。“你现在的声音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说。“你的声音也像是一个陌生人。”她说。

以上这些，都是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手法，拉开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产生神秘感，更能将读者体会到死后世界那种亦真亦幻的气氛。而这样一个在死后视觉减退，语言苍白、思维混乱的亡灵，对于生前事情的回忆却清晰而连贯，除了便于形成对比外，还能表现什么呢？

我想，这更能说明他对生存的留恋，对妻子和父亲感情的怀念和对人间真情的回味。尽管人生经历种种苦难，但是人间还是有些情感是真挚的、无私的，让人刻骨铭心、难以忘记的，就算到了死后的世界里也要去沉思缅怀，这是小说的一笔亮色。就像作者写到那个叫郑小敏的小女孩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在废墟上写作业的场景：

“我回头看看这个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她坐在那里，让钢筋水泥的废墟也变得柔和了。”

正如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在全场黑白色调的沉闷压抑中，镜头闪现出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小女孩一样，那是作者在残酷的背后留给人间的最后一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