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李叔同因何出家为僧?

(1919年,初出家时的弘一大师在杭州玉泉寺的留影)
□文/白梅月下客
今日,笔者见到了两篇文字:一篇是弘一法师所器重的学生李鸿梁先生的回忆文章——《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编·合订本·第三十八册》);另一篇则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的自述文章——《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在《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中,作者以《潇洒豪放的佳公子》、《严肃的名教师》、《绘画、书法和音乐》、《从尝试断食到披剃为僧》、《三次绍兴之行》、《“犹有黄花晚节香”》、《先生为什么出家》等七个章节,回忆了李叔同先生的生平、早年经历以及出家前后的往事,而对李叔同先生因何出家为僧一事,则独辟章节予以探讨与阐述。
弘一法师在其自述文章——《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则谈及了自己因何出家的远、近因。
通过读这两篇文字,笔者对李叔同先生因何出家为僧,大致有了一个了解:概源于几个动因。
其一、内心的苦闷与对僧侣生活的好奇
“第二次到杭州是民国元年的七月。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在景春园楼下,有许多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着西湖的风景”(弘一法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
试想,一个自“民国元年的七月”就到了杭州“一直住了近十年”且自感“可以说是很久的了”的人,并非没有时间与外界交往,那么,为什么李叔同先生还要在短短的文字中三次提到“一个人”(“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呢???
可见,在当时的杭州,李叔同先生是很难找到知己的,换言之,内心的苦闷,只有化做“一个人”的“吃茶”与“凭栏看着西湖的风景”,寄情于山水了!?!
李叔同先生苦闷什么呢?
“先生早年对革命是非常热忱的,他在另一首《满江红》词中也写道:‘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何等悲壮,何等热烈!他为祖国,为群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等到清政府推翻,民国成立,终算革命成功了。但是目睹当时情形,从前封建皇帝固然不好,可现在军阀争权,各踞一方,连年战火,生灵涂炭。艺术家处在这样的恶浊的、悲惨的世界里,在那时候很可以躲进他自己的象牙之塔,过他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先生要再起来革命,可力量单薄。于是苦闷,榜徨。。。先生的沉默寡言,就是他内心的表现”(李鸿梁先生《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
“沉默寡言”、苦闷的李叔同,于现实世界“寻找不到改变这个罪恶世界的途径和方法”
(李鸿梁先生《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于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产生了对僧侣生活的好奇,主观上的这种好奇,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己。
“民国二年夏天,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很有意思呢!”(弘一法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
李叔同先生,“民国二年夏天”,住在西湖广化寺痘神祠楼上时,“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如果不是好奇,怎么会去出家人所住的地方看看?这一看,非但对僧侣生活不排斥且“心里却感觉很有意思呢!”。可以说,此时,先生已心有所移了。
其二、好友夏丏尊居士的有意无意推波助澜——李叔同先生所说的“远因”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我和夏丏尊居士却出门躲避,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丏尊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再想,一个苦闷彷徨人,身边知己寥寥,而能与自己交流的恰恰是一个信奉佛法的居士,在这种人际交往的环境中,能说不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吗?
夏丏尊居士的有意无意推波助澜,并非空穴来风。
“到了五月底,我就提前先考试。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及至七月初,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弘一法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
其三、治疗神经衰弱症时的种豆得瓜——李叔同先生所说的“近因”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至于断食的地点须先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从前的虎跑不像现在这样热闹,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我住进去以后,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地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学校以后,我就请用人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这一次我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弘一法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
李叔同先生原本并不接近佛教思想,这在其所器重的学生李鸿梁先生的回忆文章——《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中,有着记述:
“先生在此以前,似乎并不接近佛教思想,因为在这期间,他还在写日本天理教经典,他后来送我的一本很小的天理教经,就在这时候写的。但先生并不是天理教徒,写这些或许是日本师母的关系。而且先生之所以要到虎跑去断食,完全是为了虎跑有好泉水(因在断食期间,须饮大量的泉水。先生曾经对我说,不吃东西,没有什么,倒是每天必须饮五磅泉水,真有点受不了),并不因虎跑有佛寺的关系而去的。可是这次断食以后,他的佛教思想渐渐地浓厚起来了”。
一个“早年对革命是非常热忱的”人,最终选择了“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了这样一条路,不知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

(李叔同在上海票演京剧《黄天霸》造型)

(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实行断食,前后1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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