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禹偁的“沙汰僧尼”观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山东巨野人。北宋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世为农家，九岁能文”。太平兴国八年擢进士。“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
    ——题记
 
    □文/白梅月下客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曾经历过崇佛、灭佛的多次变故。佛教究竟有多大的文化内涵，想必，仁者见仁。北宋时的著名诗人、散文家王元之，曾于宋真宗朝上书皇帝赵顼，力主“沙汰僧尼”。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二》载，宋真宗即位后，王元之“迁秩刑部，会诏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这五事之一的第四件便是“沙汰僧尼”事。

   王禹偁在自己的上疏中写到：“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数。盖古者井田之法，农即兵也。自秦以来，战士不服农业，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农益困。然执干戈卫社稷，理不可去。汉明之后，佛法流入中国，度人修寺，历代增加。不蚕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为六矣”。

   士农工商，是古代的“四民”，春秋战国时期，兵农区别不大，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民兵”。自秦以来，“兵”，作为独立的一个社会阶层出现了，军队为了“卫社稷”，而放下了锄头执起了“干戈”，“理不可去”。即便这样，还是于原初的“四民”之外，平添了一民，“故农益困”。王元之的上疏，虽为统治者的江山社稷而考虑，但还是有着其“使疲民无耗”的体恤百姓一面的。基于如上的认识，王元之进一步指出了佛法传入中国后的弊病问题——“度人修寺，历代增加”。度人修寺，自然是佛教在中国繁荣兴盛时期的产物，而僧尼“不蚕而衣，不耕而食”，却也是时事。

   为说明僧尼“不蚕而衣，不耕而食”的社会弊病所在，王元之在下面的文字中用到了算账对比的办法，以建言宋真宗。王禹偁写到：

   “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犹月费三千斛，岁用万缣，何况五七万辈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费耗，何啻亿万”。

   度人众，造寺多，佛祖就显圣有灵的保佑大宋王朝吗？就保佑大宋王朝的天子与子民们安康长寿吗？接下来的文字中，王元之可谓斗胆直言，讽谏到了妙处：

   “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灵，岂不蒙福？事佛无效，断可知矣。愿陛下深鉴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惊骇此辈，且可以二十载，不度人修寺，使自销铄，亦救弊之一端也”。

   先朝，也就是宋太宗赵匡义朝，施舍不可谓不多，而为什么依旧国家无福以至契丹来犯、“干戈不息”、“水旱螟蝗，殆遍天下”（《宋史卷五本纪第五》）呢？又因何宋太宗本人也无长寿之福而“年五十九”便寿终正寝了呢？

   质疑后，王禹偁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愿陛下深鉴治本，亟行沙汰”。考虑到宋真宗赵顼刚刚即位，需要点人气，“未欲惊骇此辈”的事实，作为缓冲，王元之同时提出了“二十载，不度人修寺，使自销铄”的治标建议。

   笔者通观这一上疏，王禹偁虽遭女僧道安诬讼徐铉案之牵连而曾被贬过官，但疏中却并无对僧尼之恶感，只是感到僧尼寺院不宜度人众与建寺多。此篇上疏，虽为宋时之文字，但内里之“使疲民无耗”以及如何正确对待佛教的思想，今人仍有借鉴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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