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谜案：北宋女僧道安诬徐铉强奸案
 
     □文/白梅月下客
 
   《宋史》中，至少有两处，都提到了淳化二年（991年）的庐州女僧道安告徐铉强奸一案。这两处，分别见之于《宋史卷二百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二》的《王禹偁传》与《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列传第二百》的《徐铉传》。

    徐铉、王禹偁均为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前者，为此案的主角之一，更是一位文学家、书法家，同时还是北宋时《说文解字》一书的修订与作序者。而王禹偁则为宋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同时，也是这一案件的间接受害者。

    这件案子虽涉及到了两位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但缘由经过却记述不详，给读史者留下了不少的疑惑。

   《王禹偁传》中如此记载这一案件：淳化“二年，亲试贡士，召禹偁，赋诗立就。上悦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谏、知制诰。是冬，京城旱”，禹偁上宋太宗疏，“未几，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岁余移解州”。

   《徐铉传》中则记载：“淳化二年，庐州女僧道安诬铉奸私事，道安坐不实抵罪，铉亦贬静难行军司马”。

   《宋史》之记述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但我们比较这两段简语记述，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的：

    其一，案发时间一致——淳化二年（991年）。《王禹偁传》中则更具体，为是年“冬”。
    其二，主角一致——道安与徐铉。
    其三，定性或说法上一致——“诬讼徐铉”、“诬铉奸私事”，都用到了一个“诬”字。

    其不同点是，道安的抵罪与否问题。

     《王禹偁传》记载“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未抵罪而请  笔者注），而《徐铉传》则载，“道安坐不实抵罪（已抵罪  笔者注），铉亦贬静难行军司马”。

    比较异同点，疑惑也就出来了：既然是诬告，为什么徐铉“亦贬静难行军司马”呢？既然定性为“诬讼”，王禹偁为徐铉雪耻，“请论道安罪”，反被“坐贬商州团练副使”呢？

    若言徐铉涉嫌强奸女尼，尽管《宋史》中文字记述不详，但笔者不认同这一说法。

    徐铉是怎样一个为人呢？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列传第二百》载，“铉性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献者，所求必如其请”，可见，徐铉与佛教无缘，也不喜欢与信奉佛教。试想，一个“不喜释氏”之人，怎么会去与僧尼接近呢？这徐铉，恐怕连寺庵都未曾进出过几回。

    再来看看王禹偁的为人。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二》载，“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 宋仁宗曾“以其性刚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

    在史书上留下了如此一笔的一个人，想来，“抗疏雪铉”决不会是因为与徐铉有旧而为。事实上，两者间是否有来往且关系交厚，《宋史》中也并未言及。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徐铉就死在了静难行军司马的贬所任上。这一年，徐铉“年七十六”岁。

    汇总以上的文字信息，一个“年七十六”岁的老人，一个“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不喜释氏而好神怪”者，一个“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的书法家、散骑常侍、左常侍，怎么会去做出这般的龌龊之事？！

    由此而论，妖尼道安“诬讼”一说，成立。

    而最令读史者大惑不解的是，两人的相继被贬，又究竟是为了什么？既然是诬告当以反坐治罪，而为什么“有诏勿治”？有司，应当说与宰相等有关，而有诏则该与宋太宗联系密切。

    一尼诬告，两官遭贬，这一发生在两大历史文化名人身上的怪异现象，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又,此案一说为通奸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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