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眼中的“六贼七害”

 □文/白梅月下客

 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一书，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一部兵书。《六韬》，以周文王姬昌问，姜太公姜望答的对话体式，对战争的准备、克敌制胜的策略、军事指挥上的部署以及单独与联合作战时的用兵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及。此书，虽系兵书，但并非单纯的以战争而论战争，书中也涉及到了政治与识人用人上的诸多方面。此书的《六韬卷一文韬上贤第九》部分，太公姜望归纳并总结出了识人用人上的“六贼七害”说，此一说，堪称经典之中的经典。

《六韬卷一文韬上贤第九》载，文王问姜太公，“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一个为政者，应当推崇什么，贬抑什么，获取什么，弃舍什么，禁止什么与提倡什么？面对着周文王的发问，太公从容作答，“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

 姜望的此番回答，使我们看到了，远在商代，统治阶层即已对诈伪、奢侈之举有所警惕与防范。如果说这些还都是姜望的泛泛而论，那么，接下来太公望的总结性语言，便无疑为今人的如何辩人识人敲响了警钟。

 姜太公谈到，一个国家，无论官吏无论平民，均存有“六贼”。这“六贼”又是指的是哪“六贼”呢？

“夫六贼者：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倡乐者，伤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三曰，臣有结朋党，蔽贤智，障主明者，伤王之权。四曰，士有抗志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六曰，强宗侵夺，凌侮贫弱者，伤庶人之业”。　

 大肆营造宫室以备游赏，主张并提倡享乐之官吏，为“伤王之德”第一贼；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意气用事，居无定所，专好打抱不平而触犯法律，不听从官吏劝告与管教者，为平民中“伤王之化”的第二贼；官吏中，结党营私，蒙蔽高层，阻碍正确言论的上情下达与下情上报者，为“伤王之权”的第三贼；自命不凡，心高气傲，而外结其他政治集团，不以自己国家为重者，为官吏中“伤王之威”的第四贼；玩忽职守，轻视自己所承担的官位责任，以为国分忧为国尽力为耻者，为伤害尽心尽力功臣之心的第五贼；依仗自己的权势与强大而欺侮与凌辱弱小者，为“伤庶人之业”的第六贼。

 观此“六贼”，多为姜望劝说周文王的治国用吏之道，于我们今天的人们来讲，关系似乎不是很大。而下面的“七害”说，真个值得吾辈反思。

 太公姜望谈之“七害者”，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者；二曰，“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者；三曰，“朴其身躬，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利”者；四曰，“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博闻辩辞，虚论高议，以为容美，穷居静处，而诽时俗”者；五曰，“谗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轻死，以贪禄秩，不图大事，得利而动，以高谈虚论，说于人主”者；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者，；七曰，“伪方异技，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者。

“七害”中，于今天的人们联系较多的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四害。有名无实，言行不一，掩人之善而道人之恶，这样的小人，随处可见，不得不防。外表谦恭，衣着朴素，看似不贪图富贵，甚至自称不求名不求利而以隐士自居，这样的人，其实正如太公望所批驳的那样——“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不仅是王，即使是今天的普通一民，也应擦亮眼睛，认清其本来面目。而那些博闻擅辩，好发不着边际的高论，以此装点门面者，即使身处偏远之所而好批评时政时俗者，更是值得今人所警惕。那些终日围绕领导左右，不离上峰身边，时不时的以不着边际与脱离实际的空论来忽悠身边众人者，更需加倍小心。这些人，不仅为贼且为害，以空洞之学术论调，显示个人之学识渊博，而临到危机关头非缩头即顾命，此类人，实为古今公贼，今昔公害！

 掩卷有思，太公望眼中之“六贼七害”，虽与今人所处历史角度不同，但，其剥丝见缕之分析以及高屋建瓴之总括，确乎经典，值得今人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