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眼中的“六贼七害”
□文/白梅月下客
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一书,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一部兵书。《六韬》,以周文王姬昌问,姜太公姜望答的对话体式,对战争的准备、克敌制胜的策略、军事指挥上的部署以及单独与联合作战时的用兵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及。此书,虽系兵书,但并非单纯的以战争而论战争,书中也涉及到了政治与识人用人上的诸多方面。此书的《六韬卷一文韬上贤第九》部分,太公姜望归纳并总结出了识人用人上的“六贼七害”说,此一说,堪称经典之中的经典。
《六韬卷一文韬上贤第九》载,文王问姜太公,“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一个为政者,应当推崇什么,贬抑什么,获取什么,弃舍什么,禁止什么与提倡什么?面对着周文王的发问,太公从容作答,“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
姜望的此番回答,使我们看到了,远在商代,统治阶层即已对诈伪、奢侈之举有所警惕与防范。如果说这些还都是姜望的泛泛而论,那么,接下来太公望的总结性语言,便无疑为今人的如何辩人识人敲响了警钟。
姜太公谈到,一个国家,无论官吏无论平民,均存有“六贼”。这“六贼”又是指的是哪“六贼”呢?
“夫六贼者: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倡乐者,伤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三曰,臣有结朋党,蔽贤智,障主明者,伤王之权。四曰,士有抗志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六曰,强宗侵夺,凌侮贫弱者,伤庶人之业”。
大肆营造宫室以备游赏,主张并提倡享乐之官吏,为“伤王之德”第一贼;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意气用事,居无定所,专好打抱不平而触犯法律,不听从官吏劝告与管教者,为平民中“伤王之化”的第二贼;官吏中,结党营私,蒙蔽高层,阻碍正确言论的上情下达与下情上报者,为“伤王之权”的第三贼;自命不凡,心高气傲,而外结其他政治集团,不以自己国家为重者,为官吏中“伤王之威”的第四贼;玩忽职守,轻视自己所承担的官位责任,以为国分忧为国尽力为耻者,为伤害尽心尽力功臣之心的第五贼;依仗自己的权势与强大而欺侮与凌辱弱小者,为“伤庶人之业”的第六贼。
观此“六贼”,多为姜望劝说周文王的治国用吏之道,于我们今天的人们来讲,关系似乎不是很大。而下面的“七害”说,真个值得吾辈反思。
太公姜望谈之“七害者”,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者;二曰,“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者;三曰,“朴其身躬,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利”者;四曰,“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博闻辩辞,虚论高议,以为容美,穷居静处,而诽时俗”者;五曰,“谗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轻死,以贪禄秩,不图大事,得利而动,以高谈虚论,说于人主”者;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者,;七曰,“伪方异技,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者。
“七害”中,于今天的人们联系较多的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四害。有名无实,言行不一,掩人之善而道人之恶,这样的小人,随处可见,不得不防。外表谦恭,衣着朴素,看似不贪图富贵,甚至自称不求名不求利而以隐士自居,这样的人,其实正如太公望所批驳的那样——“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不仅是王,即使是今天的普通一民,也应擦亮眼睛,认清其本来面目。而那些博闻擅辩,好发不着边际的高论,以此装点门面者,即使身处偏远之所而好批评时政时俗者,更是值得今人所警惕。那些终日围绕领导左右,不离上峰身边,时不时的以不着边际与脱离实际的空论来忽悠身边众人者,更需加倍小心。这些人,不仅为贼且为害,以空洞之学术论调,显示个人之学识渊博,而临到危机关头非缩头即顾命,此类人,实为古今公贼,今昔公害!
掩卷有思,太公望眼中之“六贼七害”,虽与今人所处历史角度不同,但,其剥丝见缕之分析以及高屋建瓴之总括,确乎经典,值得今人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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