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东巡刻石的两点疑惑与推测

 

 

 □文/白梅月下客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记载，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秦始皇两次东巡，此间，先后在山东的峄山、泰山、之罘、琅琊四地“立石”，“颂秦德”。

 司马迁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记载下“辞”文（附后）的刻石有三：泰山、琅琊、之罘。其中，之罘刻石为秦始皇二十九年刻，且两面（一面为东；一面当为碑阳——南面）。

 没有“辞”文记下的刻石有二：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峄山刻石、之罘刻石。

 读史至此，笔者有两点疑惑：

 其一、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峄山“立石”，究竟“刻”没“刻”？

 其二、秦始皇二十九年的之罘“刻石”，为什么是两面且有“辞”文记载？而二十八年的之罘“立石”却没有留下“辞”文上的只言片语？

 

 

   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峄山“立石”，究竟

         “刻”没“刻”

 

 一、笔者查阅了有关文献，初步找出峄山“立石”已“刻”的证据有四：

 1、“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西汉司马迁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2、“今山南有大峄，名曰郗公峄。山北有绝严，秦始皇观礼于鲁，登于峄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铭山领，名曰书门，《诗》所谓保有凫峄者也”。（北魏郦道元之《水经注卷二十五》）。

 3、“是为峄山刻石之最早著录”。（今刘振清《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峄山刻石》）

 4、“按，此地春秋时邾文公卜迁于峄山者也。始皇刻石记功，其文字，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写。然犹上官求请，行李登涉，人吏转益劳弊。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只成数片，置之县廨，需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闲有《峄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乐石’学者不晓乐石之意。颜师古云：‘谓泗滨磐石作此碑’。始皇与琅琊、会稽诸山刻石，皆无此语。惟峄山碑有之，故知之也”（唐封演之《封氏闻见记卷八峄山》）。

 二、笔者的质疑：

（一）、如果峄山“立石”且“刻”，那么，司马迁为什么没有记下峄山刻石的“辞”文？

（二）、《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记述峄山“立石”已“刻”的证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理由之一：泰山、之罘（秦始皇二十九年）、琅琊三地“刻石”有着明确的记述。

 1、泰山刻石为：“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

 2、琅琊刻石为：“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3、之罘（秦始皇二十九年）刻石为：“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

 理由之二：“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一句并没有确指“立石”并“刻”，更象是在议论泰山刻石如何“刻”才能“颂秦德”的事。

 这段文字，我们也可以断句为：“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古文原无标点，如此断句，亦无不可。

（三）、郦道元之《水经注卷二十五》对峄山“立石”并“刻” 的记述有误，记述这一史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

 理由之一、李斯当时（二十八年）为“卿”（二十六年时为“廷尉”），而非“丞相”。

 1、“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2、“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於海上”。（《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理由之二、峄山刻石的字体为“小篆”而非“大篆”。

“始皇刻石记功，其文字，李斯小篆”。（唐封演之《封氏闻见记卷八峄山》）

（四）、峄山“立石”并“刻”的最早记述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二十五》，缺乏早期或同期的旁证。

 “是为峄山刻石之最早著录”（今刘振清《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峄山刻石》）。

（五）、后期的旁证，是否存在着以讹传讹的问题？

 唐，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卷八峄山》中记载：“始皇刻石记功，其文字，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写。然犹上官求请，行李登涉，人吏转益劳弊。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只成数片，置之县廨，需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闲有《峄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乐石’学者不晓乐石之意。颜师古云：‘谓泗滨磐石作此碑’。始皇与琅琊、会稽诸山刻石，皆无此语。惟峄山碑有之，故知之也”。

 笔者的疑惑：

 1、如果魏太武帝（408～452）“排倒之”的是原刻石，那么，又为什么要“排倒”呢？

 2、同一时期的郦道元（大约出生在公元465年或公元472年，卒于公元527）又为什么会在其《水经注卷二十五》中记述为“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铭山领”呢？

 3、“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那么，即便“新刻”，而所依据之“旧文”中又为什么会有着“与琅琊、会稽诸山刻石，皆无此语”相不符且为“学者不晓乐石之意”的“刻此乐石”一语呢？

 4、今所能见之所谓峄山刻石拓片中，同样有着“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陕西旅游出版社《中国书法名帖精选秦·峄山刻石》）的文字，而李斯正如前述，当时仅为“卿”。

 三、笔者的推测：

 1、所有这些，可不可以证明“旧文”原本就是伪书？

 2、所谓的峄山“立石”且“刻”及“旧文”拓片，不过是后人的一种“刻此乐石”与其后之人的以讹传讹。

 

 

秦始皇二十九年的之罘“刻石”，为什么是两面且有“辞”文记载？而二十八年的之罘“立石”却没有留下“辞”文上的只言片语？

 

 

 关于秦始皇二十八年的之罘“立石”，司马迁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是这样记载的：“於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而对“刻石”则没有记载，同时也没有“辞”文的任何记述。

 在对“二十九年，始皇东游”“刻石”之罘的记述时，只有“登之罘，刻石”寥寥一语，却无“立石”一说，而在记述“辞”文时，除记述了“其辞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外，还特别记下：“其东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

 据此，我们不难看出，两面“辞”文均为秦始皇二十九年所“刻”。

 一、笔者的推测：

 从“辞”文来看，秦始皇二十八年“立石颂秦德”却未“刻石”，二十九年“刻石” 中的一面当为有意补秦始皇二十八年“立石”而未“刻”之举（笔者大胆推测，当为碑阳——南面所刻辞文。从文字上不难看出，非东面一辞，言秦始皇“东游”而非“春游”，气势恢弘，当为正“辞”）。

 二、推测的理由：

 1、秦始皇二十八年的之罘刻石，“辞”文不见。

 2、秦始皇二十九年的之罘“立石”，没有记载。

 3、秦泰山刻石四面环刻（“三面始皇诏，一面二世诏” 今刘振清《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泰山刻石》），说明此后的泰山封禅并未单独“立石”，由此也可以旁证出秦始皇二十九年重游之罘时，不另“立石” 的做法可行。

 那么，秦始皇二十九年没有“立石”，其“辞”文又是刻在了哪块石头上呢？

 

 

 综上所述，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呢？

 

 一：峄山之石，只立未刻。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峄山之行，只“立石”而并未“刻”石。

 二：之罘刻石（秦始皇二十九年），只刻未立。秦始皇二十九年的之罘之行，只“刻”而未“立石”，所刻之石为二十八年东巡时所立。

 

 

 

 附件一：《泰山刻石辞文》

 附件二：《琅琊刻石辞文》

 附件三：《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石辞文》

 附件四：《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石辞文（东观）》

 

 

 

              泰山刻石辞文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琅琊刻石辞文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石辞文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石辞文（东观部分）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彊。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