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

原文：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注释
李后主：李煜。
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
译文
       唐和五代的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的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的，只有李煜降宋后的作品，以及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几人的作品而已。
赏析
       王国维在这里说的“句”是指作品中的点睛之处、神来之笔，“篇”是指整篇结构完整、转承自然、意境浑融。
       王国维说唐和五代的词“有句而无篇”，并不尽然，比如唐代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怀古之作，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寄托遥远，既有篇又有句。再如五代冯延巳的《玉楼春》：“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纵目。北枝梅蕊犯寒开，南浦波纹如酒绿。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情景交融，意境幽远，既有篇也有句。
       王国维认为南宋名家的词“有篇而无句”，其实南宋的词也有不少既有句又有篇的佳作。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其他的南宋词人也有这种既有篇又有句的佳作。

       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然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而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注释
倡优：娼妓及优伶的合称。
俗子：平庸无能、见识浅陋、志趣不高尚的人。
译文
       唐、五代、北宋的词家，好比是倡优。南宋后的词家，就如同俗子。二者失误的地方是相等的。但词人写词，宁愿成为倡优之词，也不愿成为平庸俗子之词。因为比起倡优，俗子更令人讨厌。
赏析
      王国维用“倡优”来比喻五代及北宋的词家，用“俗子”来比喻南宋后的词家。倡优之词，只求感人；俗子之词，多有功利之心，附庸风雅，若才气不济，其词面目鄙陋难闻。
       而五代词及北宋词能够流传千古而不衰，主要在于词中真情流露、语言自然，表达出了人的内心最基本的情感和愿望。正是词的情真意切，使它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一棵常青之树，每当人们仰望的时候，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感情的失落和抑郁之处，得到了代代读者的共鸣。简单地认为其是“淫词艳曲”是有失公允的。

原文

    《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阙，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

注释

柳永《蝶恋花》，参见本书第二十六则。

《六一词》：欧阳修词集名。

《乐章集》：柳永词集名。

屯田：柳永。

《玉女摇仙佩·佳人》柳永
      飞琼伴侣，偶别珠宫，未返神仙行缀。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细思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
       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
译文
    《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收录于《六一词》，也收录在《乐章集》。我认为，柳永乃轻薄之人，只能说出“奶奶兰心蕙性”这样的词。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样的佳句只有欧阳修才能写得出来。
赏析
      王国维认为这首《蝶恋花》为欧阳修所作而非柳永之作，并非没有根据。《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凤栖梧》《黄金缕》《一箩金》等），这首词在欧阳修的《六一词》中有记载，在柳永的《乐章集》中也有记载。柳永的《乐章集》中这样记载：“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修的《六一词》中的记载是：“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阑意。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饮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况伊消得人憔悴。”可以看出《蝶恋花》在两人文集中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
       王国维认为这首《蝶恋花》是欧阳修的作品而非柳永的作品的依据是：柳永是风流浪子，只能写出“奶奶兰心蕙性”这类闺房艳词，至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类情真意切的句子只有欧阳修才写得出来。这点实在不敢苟同。难道因为柳永为人风流、好写艳词就写不出情真意切的好词了？宋张舜民的《画墁录》中曾记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柳永不同于当时诸如晏殊、欧阳修这些士大夫，他浪迹于青楼歌馆之间，没有士大夫的矫饰作态，敢于写出自己内心的真实声音。试看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不也是感人肺腑、情真意切的千古名句吗？
       欧阳修《六一词》中的一些作品存在争议，譬如其中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又说是出自五代词人冯延巳之手；另一首《生查子》（去年元夜时）又说是朱淑真所作等等。可以看出欧阳修的《六一词》有点混杂不清，柳永的这首《鹊踏枝》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被混入其中了。王国维仅凭个人喜爱欧阳修、讨厌柳永就简单下此定论，有失治学严谨的态度。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何如耶？
注释
《会真记》：即《莺莺传》，唐代元稹所作，唐传奇中的名篇。写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均取材于此。
儇薄：轻薄、薄情的意思。
龚定庵：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是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二十七岁中举，三十八岁进士及第，但由于他的字写得不好，没有入翰林，一生只能够任一些小官。龚自珍自幼即通经学、文学，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龚自珍为人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崇尚今文经学，一生追求“更法”，对于现实政治的批评往往肆无忌惮，思想极富变革精神。龚自珍的诗文凌厉剽悍、识见深刻，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有《己亥杂诗》共三百一十五首。
耆卿：柳永。
伯可：康与之，字伯可，滑州（今属河南）人。南渡后居嘉禾（今浙江嘉兴）。高宗建炎初（1127）上“中兴十策”不为用。后依附秦桧，为秦门下十客之一。其词多应制之作，不免歪曲现实，粉饰太平。
永叔、希文：欧阳修、范仲淹。
译文
       读《会真记》的人，厌恶张生的轻薄而宽恕他的虚伪；读《水浒传》的人，宽恕宋江的蛮横粗暴而谴责他的阴险。这是每个人都认同的。所以艳词可以作，只是千万不可以写轻薄浮华的作品。龚自珍的诗里面说：“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此人轻薄的德行跃然纸上。我们读柳永、康与之的词作，也有这种感觉。他们的词怎么能比得上欧阳修和范仲淹的词呢？
赏析
    《会真记》，即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的大部分情节都取自《会真记》。不同的是，《西厢记》中的张生、崔莺莺最终是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是圆满的；而《会真记》中的崔莺莺最后被张生抛弃，以崔莺莺的爱情悲剧结束。对于《会真记》中张生的行为，故事结尾还为其轻薄之行开脱，显露出其虚伪之态。因此后人在同情崔莺莺的同时，最痛恨的就是张生的负心，而他的虚伪之态往往在痛恨他的负心中被淹没了。恰如王国维所总结的“厌恶张生的轻薄而宽恕他的虚伪”。
       王国维举龚自珍的这首诗，并谴责作者的轻薄，究其原因在于“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这两句，好比是说偶然遇到一个美人问我，我就说我踏青是为了找你。看唐代岑参的《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不也是情之所至，脱口而出的吗？因为这两句诗就认定作者轻薄，实在有点冤枉。再看龚自珍的诗《秋心》其一：“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己亥杂诗》其一百二十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轻薄之意吗？
      王国维在这里赞叹欧阳修和范仲淹的词，而两人的词也的确值得赞叹。但贬低柳永的词就有点不妥了，把柳永和康与之相提并论就更不妥了。

原文

      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注释
游词：浮夸、轻薄、没有真感情的应酬之作。
译文
      词人的忠实态度，不只是对人，对事亦如此。即使是对一草一木，也同样要有忠实的态度，否则他写出来的作品只能算是游词。
赏析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中说：“若乃前事以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者矣。”金应圭在《词选》后序中写道：“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欢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可以看出，游词是指那些态度轻浮、无病呻吟、没有真感情的作品。
       王国维认为，作为一个词人，不仅要有忠实于人生的态度，同样要有忠实于一草一木的态度。忠实于一草一木，说白了就是忠实于作者自己的内心。一草一木只是人内心的映射，同样的草木，有人看到了微笑，有人看到了忧愁，也有人看到了希望，更有人看到了痛苦……词人只有忠实于一草一木，才会观察得细致入微，体味得深入真实，写出的词才会饱含自己内心的真性情。
       如果别人说草木高雅，不管自己的心情如何、感悟如何，就也随声附和说这真是高雅啊！这样的词人写出的作品往往是惺惺作态、附庸风雅，作品中体会不到自己的真感情，流于“游词”之中。

      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读《草堂诗余》，令人回想韦縠《才调集》。读朱竹垞《词综》，张皋文、董子远《词选》，令人回想沈德潜《三朝诗别裁集》。
注释
《尊前集》：词集，收录唐五代词作，编者佚名。
徐陵《玉台新咏》：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剡（今山东剡城）人，南朝梁陈间的诗人、文学家。徐陵早年即以诗文闻名，博涉经史，有口才。其诗为齐、梁宫体诗的代表，被称为“徐庾体”（徐指徐陵和其父徐摛，庾指庾肩吾、庾信父子）。《玉台新咏》是徐陵在梁中叶时选编的一部诗歌总集，所收诗歌多为宫体艳情诗。
韦縠《才调集》：韦縠，生卒年、字号及籍贯不详，曾在后蜀任监察御史，迁尚书，五代前蜀文学家。《才调集》是韦縠所编唐代诗歌总集，偏重于男女情爱。
《词综》：清代朱彝尊选编、汪森增补的一部词集。选录唐、宋、元词六百余家，两千两百五十多首。朱彝尊作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推尊姜夔为词家正宗，以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为羽翼。
张皋文：清代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字皋文，编有《词选》，选录唐、五代、宋四十四家词一百十六首。董子远：董毅，字子远，清代词人，张惠言的外孙，继张惠言的《词选》编成《续词选》。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苏州）人。诗歌上倡导“格调说”。《三朝诗别裁集》由沈德潜编选，指《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在当时影响很大。
译文
      读《花间》《尊前集》，会令人回想起徐陵的《玉台新咏》。读《草堂诗余》，会令人回想起韦縠的《才调集》。读朱彝尊的《词综》，张惠言、董毅的《词选》，会令人回想起沈德潜的《三朝诗别裁集》。
赏析
     《花间集》和《尊前集》是文人贵族供宴席歌唱的词集，辞藻极尽软媚香艳之能事。读《花间集》和《尊前集》的词，自然就会想到徐陵的《玉台新咏》。近人考证，《玉台新咏》是徐陵专为梁元帝萧绎的徐妃排忧遣闷而编。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花间集》《尊前集》与《玉台新咏》的风格相同。因此王国维把这三本词集相提并论。
     《才调集》是五代后蜀人韦縠编选的唐代诗歌集，韦縠选取的标准是“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即要求高尚的情韵格调和艳丽的词采才华，选材上偏重于男女情爱。《草堂诗余》由南宋何士信编纂，选录的作品主要以宋词为主，其中周邦彦、柳永、苏轼、秦观四家最多。王国维在这里把这两本选集相提并论，在于两本选集都注重作品的格调和才华。
     《词综》由浙西词派创始者朱彝尊编、汪森增补，选录唐、五代、宋、金、元诸家词，推尊姜夔为词家正宗，此编“以醇雅为宗”，却只字不提苏、辛词派。《词选》是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编选的一部词集，他的外孙董毅又续其作；张惠言有感于浙派词的题材狭窄、内容枯寂，提出了“比兴寄托”的主张，不过他强调的“比兴寄托”有片面性，如穿凿附会温庭筠、韦庄和欧阳修的一些艳词都有政治寄托。沈德潜在《三朝诗别裁集》中鼓吹儒家传统“诗教”，提倡写诗要有益于统治秩序，要合于“温柔敦厚”的标准。《词综》和《续词选》都以南宋为宗，强调“醇雅”，与《三朝诗别裁集》中强调的“温柔敦厚”颇为相似，都利于王朝的统治，歌颂太平。因此王国维把三者相提并论。

原文

        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大似袁简斋之论诗，其失也纤小而轻薄。竹垞以降之论词者，大似沈归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注释
明季国初：指明末清初。
袁简斋：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清代著名文学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居南京小仓山随园，世称随园先生。袁枚少有才名，二十四岁中进士，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袁枚为人通脱、放荡不羁，极具叛逆色彩。在诗歌上提出“性灵说”，主张诗中写真感情，反对拟古和形式化。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
译文
       明末清初的人论词，很像袁枚论诗，他们的失误在于纤小而轻薄。朱彝尊之后论词的人，很像沈德潜，他们的失误在于枯朽而缺乏生机，平庸且粗陋。
赏析
       袁枚是清代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二十四岁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历知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县，深得百姓爱戴。他生性淡泊，三十三岁父亲亡故后，辞官养母，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从事诗文著述，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好友钱宝意作诗颂赞他：“过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领取十年卿相后，幅巾野服始相应。”袁枚也回了一副对联：“不作高官，非无福命祇缘懒；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
       袁枚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提倡“性灵说”，认为作诗的第一要义在于人的自身性情，赞美男女之情，主张文学进化论，反对宗唐宗宋。在礼教盛行的清代，这无疑极具叛逆色彩，振聋发聩。袁枚写出了很多清新飘逸之作，如《湖上杂诗》：“葛岭花开二月天，游人来往说神仙。老夫心与游人异，不羡神仙羡少年。”再如《马嵬驿》：“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在清代诗坛上独树一帜。
      不过袁枚的“性灵说”并非完全没有毛病，正如王国维所指出的“其失也纤小而轻薄”，袁枚的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华。

四十八

原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
注释
出自屈原的《离骚》。
白石：姜夔。
译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对于文学创作，内美和修能，缺一不可。然而词是抒情性的文体，因此更加关注内美。如果没有内美而只有修能，就变成姜夔的作品了。
赏析
       王国维借用屈原在《离骚》中说的“内美”“修能”来评论文学。“内美”指作家自身的人格、气质；“修能”指作家自身的才能，在作品中表现出高超的技艺。一个作家如果缺少“内美”，写出的作品就相当于在玩文字游戏；如果缺少“修能”，那么再好的“内美”也很难通过文字完美地表达出来。因此对于作家而言，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接着又说：“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足见他对作家自身“内美”的重视。
       词讲究的是抒情，因此更应该看重作者自身的“内美”。若只论技巧，姜夔的词可谓独步词坛、无出其右。但从作者自身的人格和气质对后世的影响上来看，姜夔的词难以与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词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