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记述嵩山历史百科全书的文化宝典

——《明清登封方志集成》浅析

             中岳嵩山，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之一。位于嵩山腹地的登封，是河南省的一个重要县市，其境内以世界文化遗产嵩山少林寺、中岳庙及嵩阳书院等为代表的众多古迹名胜，书写着华夏历史文明的久远，蕴含着嵩山儒释道三教文化荟萃于此的文化特点，彰显着华夏民族兼容并蓄的人文品格。而登封历史典籍作为记载一方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在窥探嵩山多种文化合流发展脉络的同时，也将为把握中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作为嵩山人，我为这片神奇的文化沃土而骄傲，但又感到困惑，常常觉得对如何全面系统地了解嵩山而无从下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里虽然出版了多部反映嵩山历史文化的书籍，但绝大部分是专题性的。笔者与广大读者一样，急需一本全面反映登封及嵩山各个方面历史文化的读本。河南嵩山文化研究院吕宏军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地方志和嵩山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播工作，他和其他学者经过数十载悉心经营，终于为读者奉献出了一部记述嵩山历史文化的《明清登封方志集成》（中州古籍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一书。全书80多万字，一函七册，原书原版筒页宣纸印制，装帧精湛，其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叙事翔实。该书系统而详尽记述了上古至明清登封数千年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不仅是登封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档案，更是一部综合反映嵩山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宝典。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将为人们研究登封及中岳嵩山提供了可靠而真实的史料。连日来静心研读，沉浸其中，感慨之余，写就以下粗浅认识，愿与方家共享共勉。

     历史的长河冲刷了一切烦嚣与浮夸，只有人类的智慧和先祖的文化遗存了下来，那不灭的文化随着时代的流散或凝聚，铸就了名山古刹、宫观庙阙、金石碑刻、古籍文献......那些经历了岁月之波冲荡和淘洗的古往，喧嚣着历史的回音,一块块文明的碎片，在岁月的废墟中放射出璀璨的光芒。由于该书采用宣纸古式印制，书套绫面绢签，制作精良，在登封图书出版史上无论从质量到规格档次最为精美。处于对历史文献的尊重，接下来让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明清登封方志集成》，随着古人的笔墨，去触摸嵩山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领略其独具特色的魅力吧。

          《明清登封方志集成》第一册为明代嘉靖八年（1529）《登封新志》，共六卷，约六万字，原书现存南京图书馆，为孤本，是登封现存最早的县志。历代地方文献资料都清晰地记载着登封这个中州名邑的历史沿革及嵩山文明的久远。登封古称阳城，秦代置阳城县，历史上屡有兴废，主要划分为两段：自秦至唐初称阳城，其间一度于汉分置嵩高县，北魏置堙城县，于隋置武林，又改为嵩阳县。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年）改阳城为告成，改嵩阳为登封，其间一度于唐天佑间（905－907年）改告成为阳邑，后唐复为阳城，自五代后周显德（954－961年）中，阳城并入登封后，阳城之名遂不存。明清两代属于河南府。民国初，属于河洛道，以后撤道，直属省辖。建国后，或属开封专区，或属洛阳专区，时常变更。现为河南省郑州市辖县（市）。

    自古嵩山天下奥，其神奥程度包罗万象，犹如华夏五千年的智囊总库，无所不有，无所不能。从嘉靖八年《登封新志》记述的“嵩生岳降”＂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等多处记载的远古历史文化内容来看，中岳嵩山古称天室、大室、太室、崇高、嵩高等。书中记载嵩山太室山下的太室祠，即现在的中岳庙，乃华夏民族最早的太室太庙，也就是说嵩山下的中岳庙就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宗祠或宗庙，是汉民族供奉民族创立者以及为民族昌盛做出重大贡献者的地方。上古时期的盘古、混沌、伏羲、女娲、炎黄二帝、立国始祖大禹等等均在此供奉。中岳嵩山“萃两间之秀，居八方之中”，文化积淀博大精深，神奇古奥。嵩山是华夏民族创立者的诞生地、建功立业地和安息地，嵩山文化圈方圆数百里。天地之中嵩山历史建筑群，起源于这里的中国二十四节气等世界文化遗产，在华夏历史文明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道儒佛三教荟萃于此，和谐共存，誉满全球的少林功夫及兴盛于唐宋之际的登封窑陶瓷烧造技艺等等名闻遐迩，处处彰显着嵩岳悠久的历史与文化的灿烂。难怪有专家称“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缩影”“嵩山文化是中原文化的精髓”等等赞誉，这些在《明清登封方志集成》这部浩瀚的历史文化宝典中皆有答案。

          第二册为明代隆庆三年（1569）《登封县志》，共十卷二十九目，约八万字。该志的体例较嘉靖县志更加完备，并增加了＂诰敕＂等内容，使此志书更加丰满。因此，该志不失为一部具有极高价值的县志。此志刻于隆庆三年（1569），为孤本，原书今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明清登封方志集成》隆庆三年《登封县志》载：“嵩山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就是说“天地之中”是天地相合之地、四时交汇之地、风雨相会之地、阴阳相和之地，是“作镇后土，配天承化，总统四极”的圣境灵地。而阴阳相和之地意义更为深远，古人认为万物乃阴阳相和而生，因而“天地之中”作为阴阳相和之地，也就是天地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之地。大禹在划九州时，豫州位居中央，其它八州环绕八方，豫州古代称中土、中国、中邦、中原、中州、中岳等。从明代仅存世的嘉靖八年《登封新志》和隆庆三年《登封县志》两部志书中均有嵩山古称“外方”的记载，其含义就是指人间以外的“方士”。方士就是方术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古代的科学家或文学家，一般简称为方士或术士，古代民间认为方士有着很多与众不同神仙般的能量，嵩山当然也就成了历代帝王将相、高僧名道、文人墨客等社会贤达如神仙般方士慕名纷至沓来这人间仙境，或祭祀封禅、或讲学修道、或著书立说，或问禅习武，或游学揽胜的绝佳圣地，因此留下了光耀千古的历史故事、古迹名胜、诗词歌赋、金石碑刻等众多的文化瑰宝。

《明清登封方志集成》从第三册至第七册，均为清代登封方志（共四部），分别为顺治九年《登封县志》、康熙三十五年《登封县志》、乾隆九年《登封县志》和乾隆五十二年《登封县志》。县志为中国历代地方志的基干。登封方志存世为数最多也符合我国历史文献典籍清代馆藏最多的现状，这与县作为我国二千余年相对最为稳定的政权组织结构密不可分。纵观《明清登封方志集成》从第三册至第七册这四部清代《登封县志》，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版本价值高。如第三册顺治九年（1652）《登封县志》，原书藏国家图书馆，与今藏于南京图书馆的明代嘉靖八年《登封新志》（第一册）和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隆庆三年《登封县志》（第二册）均为孤本。所谓孤本，则是世间仅此一本的古代书籍，由于历代统治者的焚禁、外强掠夺、奸商倒卖，以及时间久远、战火天灾等原因，吞噬和湮没了无数文化精华，而登封历史文献也无例外，如《嵩高志》《阳城记》及明代嘉靖之前的正统、成化、正德三部县志，《天一阁藏书总目》《文渊阁书目》虽有著录，但早已遗失无存，这与中国方志发展的阶段性相一致。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方志出现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有所发展，鼎盛時期是明清两朝。而第三册顺治九年《登封县志》也正是在中国县志发展的明清高潮之际纂修形成的，虽然是在前志基础上增修而成，但所增加的明代万历至崇祯末等战乱时期的史料极为珍贵，对人们研究这段历史具有特殊意义。《明清登封方志集成》编委会经过多方努力把幸存的三部孤本明清登封县志原书影印出版，无一例外地成为稀世珍品、连城罕物。因此，该书所应有极高的版本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内容记述全面。所谓全面，就是说《明清登封方志集成》中清代这四部县志具有地域性、综合性、资料性和连续性的特点。从体例大致相同中的“舆地、岳祀、建置、山川、职官、人物、方外、物产、艺文、风俗”等纲目来看，按先后顺序，依次采撷。纵向看，清代这四部县志所记述的空间范围不仅是当时登封全境及嵩山的地情地貌，有的时跨几千年，有的几百年；从横向看，也全面系统地涵盖了登封及嵩山的自然和社会的所有门类，凡是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和人物等，丰富而又翔实的资料在统一体例下连续不断，且前后衔接贯穿于纂修始终。因为以上清代四部《登封县志》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它的功用也是多方面的，真正体现了志书赢具有的“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对于地方行政官吏来说是施政必备之书，正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不仅是“官书”，也是“百姓”生活必备之书，能够起到“扬善惩恶，表彰风化”的作用；同时还具有“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存史价值。

    三是编修者均为名家大儒。志书编纂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与组织记忆，其本质也是一个历史的文化过程。千百年来，登封在历史上极为重视修志事宜。据查考，登封有确切编写时间的县志最早纂于明朝正统年间，明清两朝多次编纂县志。从该书收录的清代四部登封县志的纂修者来看，均为名家大儒。顺治九年的朝瑞修、康熙三十五年的张圣诰、乾隆九年的施奕簪与乾隆五十二年的陆继萼均为时年的登封县令，而乾隆年间的洪亮吉则为清代著名文学家、经学家和方志学家。洪亮吉主修的乾隆五十二年《登封县志》由于完备的体例、丰富的内容、周密的考证等，乃登封历代县志之佳作，也是中国清代方志的典范。康熙三十五年《登封县志》主要编纂者景日昣，字冬旸，亦作东旸，号嵩崖，登封人，康熙三十年（1691）中进士，三十六年（1697）任广东高要县知县，后任陕西、山西、浙江、江南、河南道监察御史，又升鸿胪寺少卿、户部侍郎、礼部侍郎加尚书衔。景日昣曾三次主持科举考试，为清代名宦、名儒。景日昣著述甚丰，有《说嵩》《嵩崖尊生》《崧台书》《嵩阳学凡》《嵩崖易义》《嵩岳庙史》等，还参与编纂《河南通志》。由他编修的康熙三十五年《登封县志》正文十卷，分别为图绘、舆地、岳祀、建置、山川、职官、人物、方外、物产、艺文、风俗，凡八十八目，约十二万字，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对登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了解颇深，加之该志旁搜博采，严加考订，记述翔实，乃清代一部不可多得的佳志。统揽清代四部《登封县志》我们不难发现，编修者中有焦子春、焦复亨、焦钦宠、焦如蘅四人，经查考他们均为清代名儒，同一家族几代人前后相继编撰方志，使得清代登封方志编纂具有家学渊源的特点，历史上登封焦氏一门祖孙三代历时百年修志的壮举，深得后人敬仰。

           四是精美绝伦的印制与装帧。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正是通过传世上千年的雕版印刷术，把我们带进文化繁荣的年代。如果说文字的产生与规范是印刷术产生的文化背景的话，那么，透过该书精美绝伦的雕版印刷与装帧，则是明清之际嵩岳地区雕版印刷兴盛的真实反映。虽然《明清登封方志集成》六部县志的木雕版随着岁月的流失而不复存世，但从这些图文并茂的印制与装帧效果来看，集欣赏性、知识性、艺术性为一体，全面展示了《明清登封方志集成》原书的图版精美状况。尤其是康熙三十五年、乾隆九年、乾隆五十二年《登封县志》图文并茂的图版，皆是当时著名画家和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之作，其版面粗疏有致，线条细腻流畅，绘图形态逼真生动，表现了画功高超、雕版精美的特点，集中反映了我国清代康乾时期雕版印刷术的风格和艺术成就。该书内文中图文相辅，即在图版以外，摘录书中图解、图说及相关的简要文字解说原图，更方便读者对图片的了解和欣赏，这对明清时期登封及嵩山历史全貌的再现，尤其是对今后中原社会经济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文化旅游资源及其做好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保护与利用等等，必将发挥弥足珍贵的重要的作用。

        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也活在当下，活在人们心里。读《明清登封方志集成》，就是读嵩山，读登封，读我们的内心，就是读我们的命运，在千万的人生中看到自己的方向。对国家而言，历史是经验、教训、明鉴，是过去的沉积、未来的导向；对个人来说，历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想要明辨是非，必须以史为鉴。总体而言，《明清登封方志集成》所述内容十分丰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读吧此书，给人三个强烈的印象。它是历史的守望者，引导我们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打量嵩山这块风水宝地那连绵不绝、波澜壮阔的前尘往事；它是历史的理者，为我们秉承理性的烛火，重现沉落于往昔世界；它是历史的传播者，让历史走出尘封的记忆和学术的案头，走向社会大众，让来自历史文献的智慧，充实现代人的心灵世界，照亮今天的生活。由于历史的局限，该书不免驳杂乃至含有荒诞的成分，不过在保存社会史料方面仍然功不可没。一部恢宏巨著，记述了名邑登封的陈年旧事，六套明清方志，蕴含着神岳嵩山之春秋古往。《明清登封方志集成》是嵩岳儿女宝贵的文化财富。为了使该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登封籍社会贤达刘振德先生和王霞女士的鼎力支持，他们为保存和整理嵩山历史文化典籍起了重大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明清登封方志集成》对中华历史文化研究者、书画爱好者和收藏者而言，均有极高的使用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对于今人对历史遗存的直观了解乃至于模仿借鉴，都有着自不待言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作者: 贾尊权,系嵩山文化学者，河南大学少林文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