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诗。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
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
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
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忽然一大块黑云
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
那块云越积越大，
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

乌云越积越大，
遮尽了一天的明霞；
一阵风来，
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

大雨过后，
满天的星都放光了。
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
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

1919年12月17日

如果诗歌的正文前边没有那样一段“题记”似的介绍，读者看到的只是一个大自然从白日里燥热的地上到雨夜中天空“清凉”下来的而且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寓意的“寓言”。因为有了作者的这段文字介绍，我们读了才知道诗歌写的原来是这样一件事，表现着不寻常的意义，并寄寓着作者的复杂情思。

我们知道，诗歌首先是顺应时代的脉搏感悟生命谛听生活的真理的话语系统，就是说诗歌必须言说事件及其意义。照这样说，我们试着恶作剧一下，把诗歌开头的“介绍”语言分一下行，如下：

北京《国民公报》

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

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

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

孙君定监禁

十四个月的

罪。

作者接着说：“我为这事做这诗。”显然作者不承认这段文字是诗。但是朋友们回顾一下“朦胧诗”以降的诗歌史，或者随便到网络诗歌论坛巡视一下，以这样类似的分行文字为诗歌的有没有？个人感觉不但有，而且一直泛滥成灾！

“诗合为事而作”；胡适的诗歌主张也是言必有物，反对空洞；诗必有意，而且意越深刻越丰富越新颖越好。但是事件及其意义的固体形态向来被禁止入诗。因为诗歌是艺术的审美的话语系统，而诗美创化，重在意蕴的深隐。诗歌的生命恰恰有一个先天的痼疾——“隐意之意！”恩格斯关于“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越好”的原则，确为“深谙艺术本质的不刊之论。”

那么如何“隐”呢？胡适这首诗就是一个典范——象征或曰“象喻写作”。从广义修辞学的角度理解，“象征手法”之所以久盛不衰，是因为“象征”同时有语言建构、文本建构和精神建构的功用。“局部象征”体现的是语言建构的功能；而“整体象征”体现的则是文本建构的功用。胡适的这首《一颗遭劫的星》，就是以“大星”做为诗歌的中心象征意象作文本建构的总支撑，再以“马缨花”“黑云”“乌云”“ 风”“ 光明”“冲”“明霞”“ 雨点”“大雨”“清凉”“满天的星”以及“我们”等这样的一些按文本语境的要求有规律的组合重叠起来的次级的（象征、隐喻、烘托、对比、暗示、指代等）意象群集编列辅助，创造出的一首具“寓言象征”特色的美轮美奂的诗歌。《一颗遭劫的星》本来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首干预时事的作品，表达的是作者对“乌云“的鞭挞和对“清凉世界”的向往。但是作者却给思想感情穿上了形象的外衣，实现了诗歌的“意蕴美”赖以展现的“形象美”。中国古典诗歌文论有“意、象、情、言、韵”五美，现代又有人将其概括为“意蕴美、形象美、情感美、形式美”四美。诗是由语言文字凝固而成的诗美时空。意蕴以情感为内驱和中介呈诸给形象和形式。形象美最后凝铸为“意象”和“意境”，最终实现诗美。

很有人把理性思维以直觉的形式呈诸“对立的象征意象密集并置所产生的对比、撞击，在诗中形成了悖谬性情境”，来概括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派的美学特征，现在看来和胡适《一颗遭劫的星》这样的诗歌如出一辙，这很可能是“历史折叠”的结果——“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源于话语的“异质性”。但是，说道“朦胧”，还是应该认可现代汉语语言诗歌从胡适的时候就存在的变革的必然性没有很好的被贯彻，“技术”和“风格”的层面因历史的、艺术的因素遮蔽和掣肘。否则如何理解现代汉语诗歌的“朦胧美”在一代代一派派残酷无知的围追堵截中越战越猛而形成根本无法阻挡的趋势？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审美原则符合诗歌文本规范符合诗歌艺术的规律，适合人们对时代精神的诉求。

“天人合一”。“对应论”也好，“同质异构原理”也好，都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是息息相通的，在感应契合中形成“象征的森林”。在西方，象征写作成为古典和现代的分野。象征或曰“象喻写作”做为艺术方法，在中国“是否可以这样说，象喻写作方式是现代诗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陈仲义语）人们不但看好“象喻写作”在主体与万物、内心与宇宙、情与象等彼此契合可以熟练往来任意联系的方式方法，更青睐其水中观月、雾里看花及言有尽而韵无穷的美学效应。

如此诗看来，说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讲，也不失为诗歌象征或象喻写作的曾经的领潮人物之一吧？他文学方面的很少造诣，是因为他把精力都用在了“问题”专研上了的缘故。不能想象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36个博士学位的头衔，写新诗却会与西方的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丝毫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