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闪电就把你带走

寒玉

生命里有许多可以永恒的东西，所以才不会苍老，因为我们身上的血液是无法叫它冷却的。可是生活总是在痛，让你不得不叫，不得不沉默，不得不随时想着放弃，可又不能放弃。

在那个纯粹的时代，我们无时不为诗歌而沉重，每每难以释怀。年轻的生命屡屡被感动、被挣扎、被充盈、被膨胀、被惊讶、被震撼！我们的胴体曾经是那般坦白、那般通透、那般的情难自禁。

人到中年，也就象早上剩余的光线，越来越淡，越来越白，各做着自己的事情，行色匆忙，来不及回味，甚至没有了言语。而那一道诗歌的闪电曾经是怎样击中我们并转瞬把我们带走？！

他把黑压压的天空照亮，把八十年代的这一群人，带离了烦俗的世界，带上一个崭新的台阶，进入另一个故事。他击中了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稚嫩的心一路狂奔。

八十年代诗歌的岁月，我们把灵魂连同肉体一起出卖给了诗歌，我们自此永无宁日。我们常常看着自己死去的模样发呆。写莫名其妙的东西，干蠢事。总是因为写诗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无路可走。

这一晚，我是睁着眼睡着的。打更人点着锣声，来回了两趟（西递仍有打更的习俗），锣声在寂静的午夜悠悠震颤，象听得见的月亮。时间又回到二十年前。

桌上放着的不是电脑，而是油印的诗集、信件、报纸。坐在靠后的课桌上，发呆，想新句子，看你寄来的黑白照片，抄借来的诗集。每天下午则继续逃课，去县上唯一的图书馆看书，或干脆找个僻静的地方，仰面朝天，什么也不干。那时我经常去的地方，一个是我们学校西边的山头，有一大片野蔷薇，站到山头就能看到农田。另一处是长江岔出来的一条小河，某处有一个很小的老电站，被炸了，杂草丛生，当地人叫它鬼城，少年时的许多诗歌就来源于此。

高考完的暑假，我在师专美术补习班正在画水粉，后门有人叫我，这就是左靖，来的好突然。我们从未谋面，他一下子就把我从一群人中认出。我放下画笔，就和他上了路。从师专一路坐车回了巢湖，我陪他一起去他外公家拿行李。中午左靖才到，放下包就去找我，下午回来，拿着包裹就要走，一顿饭也没吃，他外公很难过，我们默默地离开了他外公家。

肚子很饿，于是我们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边，找一个小饭店坐下，不是吃饭时间，没有其他人，我们要了一笼小笼，左靖说，好象肉有点臭。胡乱吃了几口就赶去搭去南京的最后一班车。后来，左靖上安庆师院，我从芜湖去看他，他回老家了，等了两天才见到，天色已晚，我们找了个小酒馆，但位置却是靠楼梯转角的，服务员不停地上上下下，似乎有一些灰尘从楼板上掉下，菜不知点了什么，酒喝了不少。好象我注定就跟左靖没吃上一顿好饭，有优雅的环境，优雅的音乐。喝好酒，我们又回到空荡的大马路，坐在中央隔断的铁栅栏上，我拿出我舅舅从台湾带回的宝岛，教左靖抽烟……没想到再次见到他却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车子终于驶过了伟大的南京长江大桥，抵达南京。从新街口下车，沿汉中路，我们一路问中医学院在哪里，路人均说就在前头，但每一个到达的地方，都不对，是中医学院，但抬头不对，原来这条街上有许多中医类的学院，后来才知道我们走了大约有四、五站。天黑了很久，夏天，身上的汗已经变成了胶，粘住了身体。奔波了一天，肚子也已不知饿了，没有水喝，好象那个年代矿泉水没有如此普遍。终于找到了目的地，再找吴刚，看门人说不在，所有人都不在。刚点燃的火又熄灭了。

我们守在门口，逢人就问，你见没见到吴刚，你认不认识吴刚，他去哪里了。其实我们也没见过他。左靖到校门口的对面买了一只西瓜，并且把它一拳击碎，我们蹲在马路边吃西瓜，过路的人看着我们，我从未如此狼狈，如此吃相。左靖讪讪笑道，他也是第一次尝试，一拳击碎一只西瓜。

大约在夜里12点前，有几条黑影蹿进了大门，左靖冲着黑影们胡叫名字，居然有人答应了。终于我们洗上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放浪着我们单薄的形骸”，“在偷来的草地上”谈诗，听音乐，弹吉他，吵架，胡乱跑上一圈，我们是一群赤裸的鱼，每天不断有新的诗友从远方赶来。那是些什么样的日子，三天三夜没有人好好的合过眼。

我和李嵘（上海）住一个房间，熄灯后，我们又在蚊帐里点上蜡烛，烛火印着我们青春美丽的身影。后来李嵘去了澳洲，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

欧宁是唯一一个穿白色萝卜裤的家伙，当时内地流行细裤，每个人的腿都被捆扎得紧紧的，细细的，而他穿着南方人的宽松，白裤子黑眼镜，这就是那位从南方打马过来的好汉。他送给我一叠有香港三联书店抬头的信笺，粉红色的，我很喜欢。还有一只黑色的领结，当时，很少见打领带的，更不要说领结。叶宁送我一把象牙色的折扇，他把扇子倒过来，倒着写“寒玉”二字，这样字写出的就很象初学写字的小学生（当时我们中很流行）。我自己的扇子似乎略显多余，我又把它送给了刚刚到的吉春。没想到再次见到欧宁却已是2003年，时间已过了十六载，没有相约，我们在上海茂名路的“布鲁斯与爵士”酒吧不期而遇。人生常常就是这样，总是有再见的机会。

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大家互相拥抱，手拉手，拍了许多照片，后来向叶宁索要照片，他都回答含糊。直到若干年后他才道出秘密，原因是没有钱买胶卷，跟大家说又怕丢面子，原来都是空拍！虽然遗憾，但在我们每个人心灵的底片上，都会印下这一页，即便它已模糊、遥远。

最后一个见到的是徐润，在我离开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看不清楚对方的脸，但有满天的星光。

该是说再见的时刻，蜡烛被一只一只吹灭，叶宁象一个穿长衫的天使，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他送过，都去过他家吃过他妈妈烧的饭菜。那个年轻的有着明亮眼睛的妈妈，她不厌其烦地接待着我们这些诗歌兄弟，今天，我一定要特别提到她。

好象是做了一场梦！梦醒了什么也没留下。因为我的不辞而别，母亲和父亲早在巢湖把我找得天翻地覆，回家后我被关了禁闭，我母亲开始检查我的一切来信，撕掉一切和诗有关的东西。我失去了我的喉咙，我和我的诗歌就这样一起被现实埋葬。

接下来我离家在一所补习学校，白天补习文化课，晚上画画，那些日子是漫长的。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个早晨，上学的路上穿过一条老街，两只被缚的羊丢在石板上，阳光清冷地照着它们，有一双浑浊的眼睛，充满了悲哀和无望，让我一路不忍回头，就这样一直走，在寒冷的初冬，枯草连片和心连在一起。突然，一朵、两朵极淡极淡的牵牛花还在墙边兀自开放，那么柔软，它穿着唯一的夏天的衣裳，无比精致，无比淡雅。

1990年我考上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从此离开了故乡。后来才得知，在这其间，左靖、葛亚平、叶宁因为失去和我的联络，去和县找我，居然找到我家，一无所获。当晚他们住下，2元钱一张通铺，他们还到唯一一家电影院，买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看了一场电影，什么内容不晓得，纯粹是消磨时间。出了电影院再看票，原来是第二天的，明天还可以再看一场。我知道，在这其间，还有许多朋友用不同方式找过我。

如今，我知道，你们都在，过得很好。每一个晴朗的晚上，星星，会找到我们的烟斗。

一道闪电就把你带走。因为诗歌我与左靖的中学老师郑小光走在了一起。就是那个写《左靖传》，用一块肥肉和一壶酒就把幼小的左靖干倒的家伙。《左靖传》写得是左靖，也是他自己，也是那一个时代的那一群人。左靖的母亲经常用仇恨的眼睛盯住这个毁掉他儿子的人。在旌德——他们所谓的“阿尔”，这群人天天一起喝酒、写诗、踢足球、打架。

今天，当一切都洗尽铅华，诗歌的明月高挂在天，我离开了我的上海，和小光在西递这个古老的小镇重新安了家。我们的居所是一处有400年历史的明代建筑，我们化了整整两年时间用自己的眼光重新解读了它。它是朴素的，本色的，充满了乡村和怀旧的气氛，我们把它做成艺术会馆，是一个让好玩的人能聚在一起的地方。

文至结尾，此时我的小镇，一场豪雨正在进行。急走的暴雨象一条快鞭，赶走所有行人和纷乱，茫茫的世界又只剩下自己的影子。忽然，又象回到了20年前，我祈求上帝，让雨下得更大、更大、更大些，让曾经照亮并带走我们的闪电再次降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