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忘却的记忆

左靖

我们如约出生在1960年代末，当我们长成稚拙的少年时，正赶上新思潮狂飙突进的1980年代。文学、哲学、音乐、绘画的启蒙浪潮从城市向每一个乡村蔓延。那是一个迷狂的时代，我们第一次有了鲜活的意识，并奉献出了自己最初的诗歌。那或许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莫名的集体疯狂。正如惠特曼曾写道：

呵，自我，呵，生命／这些问题总在不停地出现／毫无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城市充斥着愚昧／呵，自我，呵，生命／答案是——／因为你的存在／因为生命和个体存在／因为伟大的戏剧在继续／因为你可以奉献一首诗

那时，我们是中学生。我们过于早熟，又过于年轻，我们全凭感性生活，“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在一切未知的领域，我们喷发着最初的才情。我们的朋友遍布天南地北，收信与回信使每天都成为节日。蜡纸、钢板、油印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写诗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第一次醉酒、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流浪、第一次发表……《忘了》、《怎样》、《一点》，是我们诗刊的名字。

那时，叶宁在来信中说，南方有位好汉打马过来了，他叫欧宁。

在《由于我年仅二十》中，他写道：由于高度近视，加上暮色苍茫／我找不回掉落草丛的绿色飘带／由于过分柔弱过分胆怯的手／我扣不上所有亟待扣上的衣扣／由于走廊尽头突然响起的关门声／我给亲爱的人的吻变成了一片震落的花瓣／由于我青春虚荣，初学打扮／我需要所有女性的赞扬／需要她们稠密的掌声……

欧宁是我们当中极少数保留了那个年代痕迹的人，对他而言，理想主义从未泯灭。他把他从前的才气带到了今天，在这个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敏锐度，他从事的与艺术有关的各种活动正影响着年轻的一代。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在巢湖师专的美术教室里，我从一群人中一眼就认出了寒玉，这个颇具波西米亚气质的女子立刻扔下手中的画笔，和我来到了陌生的南京。

在空军气象学院叶宁的家里，陆续到来了湖北的徐润、河北的吉春，还有上海的李嵘，我们放浪着单薄的形骸，喝得酩酊大醉，耳边德彪西《牧神的午后》、黑暗中瞿小松的《MongDong》，叶宁欠身躺在我的左边，低沉的嗓音在房间弥漫：

这些美丽的花朵／曾在阳光下摇荡／在花园的微风中摇荡／风啊，在风的手旁摇荡……

后来，叶宁写道：那年夏天／朋友们是左靖带来的／玄武湖是门票买来的／小船是租来的／钱是借来的／汉中路的别墅和草坪是吴刚偷来的／我看的诗是欧宁编出来的／我们好几个人的爱情／是在街上拣来的／有一天晚上／吴刚在雕塑下小便／左靖在旁边弹吉他／那年夏天的这一刻／我至今仍在回想／夜里只有哗哗的水声／和优雅的琴声……如今，警察的职业已彻底改变了当初的那个俊秀的诗人叶宁，我愿意把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1980年代。

1988年初夏，我几经转车来到苏南的一个农村，晨雾蔼蔼中，我和葛亚平在一条小河边的方桌上编选着我们的诗集。这个当年的梦想是当拖拉机手的忧郁诗人，不久只身南下北上，历经艰辛，开创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如今，作为一个深具眼力的文化商人，他利用并不充裕的资金，把自己从前对诗歌的激情投入到推动当代艺术本土化的进程之中。

198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我们的生活惟有诗歌，由于荒废了太多的学业，我们大都没能考上大学或是没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离开了中学校园，走向了不可预知的陌生之所。地址的变更，刊物的停办，维系着我们的纽带骤然断裂。在失去了绝大部分朋友的讯息的同时，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失去了诗歌。如果硬要找理由，这一切似乎可以归结为我们曾过于早熟，因而过于脆弱。我们既没能赶上曲折坎坷的年代，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写作资源；又未能在1990年代急剧世俗化的消费社会里及时调整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我们丧失了最初的敏感，丧失了坚持写作的理想。

我想，我们的写作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青春期写作，它随着青春期的消逝而消逝。现在看来，它们只能成为我们对一段最初生命体验的纪念。

如今，放眼各种诗歌的选集，几乎都找不到我们的身影，我们被诗歌遗忘，成为全军覆没的一代。我无意也无法为我们这一代人找出不再写作的理由，我更愿意把诗歌理解成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曾如此自然地贴近过它，又如此迅速地远离了它，犹如一场春梦，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从少年成为青年的那一瞬。

湖南的马萧萧，四川的周劲松，吉林的赵立群，辽宁的李作明，黑龙江的姜红伟、李长风、他他，浙江的夏季风、夏雨清，湖北的陈岩、邱华栋，广东的赵红尘，海南的蒲以强，山东的徐君、岩鹰，上海的朱维峰、瞿华，福建的江熙、林菁菁，内蒙古的半岛，河北的苏婷，江苏的南岛、季玉群、徐玉昆、景旭峰、北极、郁舟……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这是在当时被热爱诗歌的少男少女们熟记的名字。他们中的大部分我都未曾谋面，但我们都曾默念过彼此的名字。时隔十余年，也许有些人已变得面目全非，有些人已彼此忘却。我空洞的头脑也无法一一记全这些既陌生又熟悉的照片上的面孔。还有曾经热情关注着我们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春笋报》、《中学生学习报》、《中学生文学》……

我们中有的人当了编辑、教师，有的成为小说家、画家，有的混迹于娱乐圈，有的锒铛入狱，有的出国，有的下海……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曾经相遇，曾经被“那交会时互放的光芒”所照亮。那是最值得缅怀的时代，是我们感觉身无枷锁的短暂一瞬。诗歌是我们存在的惟一的感性形式，它让我们知道自己尚存一息。眼下，我们散落于这个在现实中超现实的国度的不同角落，如同一只只佝偻着身躯的蝼蚁，各自过着自己的哀乐中年，但来自诗歌的慰藉却一直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

感谢诗歌，感谢因诗歌带来的我们终身的友情与几乎就要忘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