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异化种种

周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曾这样评价过一位作家，“对于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她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就是张爱玲。正是夏教授的独具慧眼和大力推荐，使得这位当时在国内一直默默无闻的才女张爱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接受，并逐渐蔓延了一场“张学”热。

这位极具传奇色彩、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作家，用华美的语言、苍凉的笔调，敏锐又冷酷的笔触描写了生活的真实。《传奇》这部小说集收录了张爱玲在1943至1944年发表的小说。这是张爱玲解放前唯一的一个小说集，同时也代表了她创作的最高成就，一经发表便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文坛。《传奇》这部小说集中，她用极尽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女性种种，更是在这金钱欲中，向我们展示了物质中人性异化之种种。

一，什么是异化

首先，什么是异化呢？在哲学概念中，主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这种来自主体的力量反而会过来制约主体的发展。人的异化指，人作为这个主体，遭到了来自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制约着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使其只能片面发展。

张爱玲的小说，为我们刻画的是新旧交替中的洋场上海和香港。女主角们的人生追求也在此时多元化起来：那些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更过要追求情感上的精神诉求，追求一种新时期里两情相悦的爱情；而传统的旧式女性们，仍然追求一门门当户对的婚姻。但问题就在这里，在这样一个战争纷乱的时代里，人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不足为道，人不但失去了任何的安全保障，连生存的意义也完全丧失了，处于一种赤裸的被人类自己残忍所扼杀的命运中。张爱玲的作品中的人物都因为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产生一种虚空和绝望的情绪。那些追求爱情的女人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令其痛苦，而只追求物质的女人们，也为了生存而放弃了人应有的生活的乐趣。此时的大环境，异化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二，《传奇》作品中异化种种 

在张爱玲成名作小说集《传奇》中，我选择了以旧式女性曹七巧为主角的《金锁记》，以新式女性吴翠远为主角的《封锁》，以及处于旧式向新式过渡的女性白流苏为主角的《倾城之恋》，分别探讨金钱欲是如何异化了各式各样的女主角的。

《金锁记》

《金锁记》讲述了一个麻油店的女儿曹七巧，由于出身卑微，被贪婪的兄嫂当做摇钱树卖给了高门大户的姜家，虽做了正头奶奶，但受尽奚落的故事。她的丈夫是个没有一点“人气”的骨痨病患者，坐着只有三岁孩子那么高。两人生育一儿一女。由于丈夫的无情无欲，曹七巧大胆热烈地追求小叔子姜季泽，但没有回报。在姜公馆分家立户之后的多年，小叔子姜季泽又满面春风回到她面前，七巧先是心旌摇荡，以为死去的梦又复活了，“不知有多少回，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拼得全身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但一瞬间，终于明白季泽回来是谋她的钱，暴怒地轰走了季泽。再后来，随着儿子长大了，七巧一面为儿子讨了妻妾，一面却使唆儿子陪她抽大烟，并折磨儿媳，终于使儿子长白的一妻一妾在她的精神折磨下丧命。而对女儿长安的婚事，七巧更是在漫不经意间，用“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这一句谎话断送了其婚事。

《金锁记》刻画了一个阴险毒辣的母亲形象——在七巧身上，强烈的占有欲，疯狂的报复欲，是这一人物的基本特征。对金钱要占有、对子女她要占有；自己的情欲未能满足，便需要吞食子女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债，将亲生子女作为自己的殉葬品。

我们从文中对七巧的日常生活描写中，看到了她对姜公馆中的生活处处充满了牢骚，时刻传达着对生活的厌恶。支撑着她不放弃生活的信念，无非是家中的财产——她许多年来，每天看到的都是金子，却连金子的边也没有啃上，现在的七巧终于可以用金子来巩固和稳固自己的身份了，七巧也终于套上了金子的枷锁。曹七巧这个传统的旧式女性，她的苦命和悲剧性最后竟演化成了邪恶。

也正是这个“金枷锁”异化了她。人的生存本事生活的基础，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金字塔中，处于最底层的是生理需求。七巧本应拥有由物质带来的享受和对精神层次的追求，但却不幸成为了“为生存而生存的物质奴隶”。

首先，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当处于人类才会有的亲情、爱情关系中时，七巧就越觉得生活无趣无聊，没有意义。在姜公馆的人际大网中，她没有感受到温暖和关心，没有任何朋友或依靠，只有彼此的奚落和互相的攻击；在自家兄嫂那里，她更是只剩下一种被出卖的感觉，甚至不愿经常走动串门，只愿用物质在他们面前戏弄和炫耀一下。一切都毫无生气、毫无生机，唯独当提当钱时，分家户时，她才充满了少有的精神气，才觉得生活有盼头。“她脸上像抹了胭脂似的，从那揉红的眼圈儿到烧热的颧骨。她抬手搵了搵脸，脸上烫，身子却冷得打颤”。

——曹七巧做为一个“人”，这个区别于动物的、“社会关系总和”，已经在这个社会关系中找不到任何乐趣，只有完成一些像动物一般的机能——如对物质占有时，才会觉得是有意义的活动。对于七巧来说，动物性和人性的界限很模糊了，“金枷锁”带来的欲望使她丧失了人的社会性中的绝大部分。

其次，异化在她身上的第二个表现为，她虽然以占有物质财富为乐趣，但她占有了越多的财富，却越缺失亲情和爱情。

在她出嫁前，虽然日子过得比较清寒，但有滋有味，“有时她也上街买菜……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叫她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而嫁到姜公馆之后，却只能守着丈夫死肉一般没有生命的肉体，如同行尸走肉；在她分家产之前，还有心思去调戏打逗一下小叔子，来缓解相思之情，而在她分家立户之后，连这份打情骂俏的心思都不存在了，只一心扑在对分到手的家产的“经营”上，变得异常理智，对于企图套她财产的小叔子敏感地感觉到并貌不留情地轰走了他。只留下那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

    《封锁》

《封锁》讲述了在一次交通管制中，于大巴上相识的男女之间片刻的爱情——男主角为了要回避同车的外甥，才和车上不相识的女主角搭讪，但也引起了这位女主角对打破平淡生活的想法。而当警戒一过，男主角就立马回到自己的原来座位上，片刻的爱情于是也烟消云散。“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女主角吴萃远是个按时代女性标准打造出来的楷模：“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大学毕了业后，翠远就在母校服务，担任英文助教。——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可谓工作体面又稳定，生活尚可，但却唯独感情空虚。由于对“爱情”的渴望，使她有种打破平淡的现状的冲动。这种渴望甚至使它潜意识中对一个敢在作文中讲话叛逆的男生没由来地给了高分。在这次交通封锁中，一个男人的搭讪，旋即勾起了改变现状的冲动，由此对男主角萌生出了爱情。

但是，这短暂的、虚假的爱，只有通过封锁的形式，与世隔绝，把时间、空间都切断了，处在这刻意的环境中时，她才能片刻地体会到一个男人对她殷勤地献上的一段爱。这即使是片刻的享受，也是仅仅因为封锁而成全了她，女主角对爱的满足以一件突发的封锁为前提，使这一份爱充满了讽刺的意味。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男人大献殷情却根本就不爱她，仅仅把她当做避开外甥的工具来利用，与女主角既无一见钟情，也没有长久的爱情。

这位新式女性的对爱情的追求，随着警戒的解除，以失败告终了。

《倾城之恋》

最后，举例了一篇过渡性十分明显的小说《倾城之恋》。其作品中过渡性、即与其他文章的差别在于男女主人公。由于都是接受了新式熏陶，而贴着西式的标签，但本质上依然是保守又传统的底色。他们虽然也是追求物质，希望婚姻是最优的门当户对，但是打着的是寻找“爱情”的名义。这与直接而大胆地追求爱情的《封锁》和直接追求物质的《金锁记》有所不同。

这个小说讲述了在白公馆中的六小姐白流苏，由于离异，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地位，被娘家人合力驱赶，过着度日如年，风刀霜割的日子，但又不愿意失去“淑女”的身份去谋个职业，从而面临生存的焦虑和无奈，她只好用残余的青春下次最后的赌注。一次陪宝络相亲时，巧妙地认识了在英国长大、经历世故、刚获得继承权的范柳原。互相产生了好感之后，在介绍人徐太太的陪同下，白流苏和范柳原又在香港见面，并一起游玩了段时间。无论白流苏如何表示，范柳原就是不愿提到结婚一事，无奈中白流苏返回上海。然而回去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依然受尽欺负，在范柳原的又一次邀请中，她重返香港，此时的她迫于生活压力，答应做了范的情人。随后战争爆发，在战争中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过来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做了结婚登记。

故事暗含着两次生存和生活尊严的斗争：第一次两人在香港时，范柳原故意营造出一种两人已经同居的假象，又不愿结婚，这使白流苏觉得身份顿失，此时在生存的面前，生活的尊严赢得了上风，白流苏干脆离开香港，回到白公馆；但回去之后又面临生存和生活尊严的斗争，此时的她终于在现实面前向物质屈服，又重返香港，甚至不要名分地作了范柳原的情人——（她投入范柳原的怀抱），“她眼里掉下泪来”。然后住在他提供的房子里，她失败了，完全失去了自尊，当情人也在所不惜了。他们即使是拥有新式观念，以为自己拥有了掌握自己的力量，以为能做自己的主人，以为能维持自己的尊严和体面——终发现一切都敌不过生存二字。“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这口气，还有躺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张爱玲笔下的婚姻，不再是感情的产物，而是实现某种目的手段，是改变现状的途径。故事的结尾是白流苏和范柳原在战争中的登记结婚为终。白流苏的“转正”宣告其为了生存而重建的一个新家，一个赖以生存、功利化的婚姻，终修得正果，而这座婚姻空城的获得仅仅是因为“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她的成功以城市的陷落为前提，更使这一新家的建构充满了讽刺意味。也使这份看似倾城的爱恋十分短暂——香港的沦陷终归是一时的，复苏之后的香港没有办法没有使他们的爱情延续，虽然两人结了婚，我们却看到了爱情的失去——“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白流苏所追求的生活得到了，但生活的乐趣和爱情却也失去了。

三、异化带来的无妄之谈

五四时期是我们历史最重要的分水岭，对于女性也同样重要。从五四中参加游行，进入大学学习，以及外国各种思潮的涌入，五四之后的女性开始追求独立、解放的自我权利诉求增强。这种大环境中，不少人开始进洋学堂、学礼仪、用洋货，逐渐步入社会。

但结果却背道而驰——作为女性，仍要做好份内的女性角色，当好贤妻良母；而新式女性，更得外出工作，作为平等的半边天，服务于社会、去彰显独立性，她们身上的独立思想、受到的高等教育、进行的社交活动，全为了自己结婚时体面的陪嫁以及婚后维护丈夫的社交地位的工具。

《传奇》中的新式旧式女主角们，爱情、亲情、物质都不能“彻底地”得到，只有通过异化自身的方式才能如愿：香港沦陷了，才成全了白流苏 ；封禁闭了，才带给了吴萃远打破平常的勇气；青春耗尽了，曹七巧才分到了财产。这也就是为什么连张爱玲自己也说她笔下塑造的尽是些“不彻底”的人的缘故！

异化使得解放对于《传奇》中所代表的那些女性成为一个沉重又虚假的话题，只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女性们从自己的娘家之门走向夫家之门的不同选择罢了。这些主角们的归宿只有一种，没有离开的可能性。“娜拉的出走”怎么样呢？张爱玲的回答很现实：娜拉的出走仅仅是个“苍凉的手势”而已，结果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