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余秋雨

　　　　　　（2008年11月21日上午于宁波市北仑区行政中心，根据录音整理）

　　我每次到宁波来，都有一种感激之情，感谢我们这儿的各级官员、各级专家，把我的家乡打造得那么漂亮、那么宏伟，因为我是宁波人，所以我今天可以用另外一种方位来欢迎各国、各地来的朋友，来看看我们的家乡的发展速度。我今天的演讲要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其实要和在座的各位朋友一起完成的，就是我们的论坛是首届国际港口文化节，既然称为首届，当然今后还有二届、三届、四届，那么“港口文化”这一概念，应该在我们“首届”得到基本的论述，然后在二届、三届有一个学术奠基。这个任务有一点麻烦，但是应该是我们这个论坛所需要承担的。现在我们把刚才好多朋友杰出的演讲拉回到学术的起点上来——什么是港口文化。

　　我们首先要给港口文化作个定义。

　　定义的事情不好办，但是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做一做，才能成为我们的话语基础。在讲港口文化之前，我们首先要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这里边肯定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一点迷乱。我们在讲港口文化的时候，跟我们的工作有关，但分离出来讲文化的时候，似乎是宁波这一带的作家写的什么书、民间演过什么戏，好象跟我们港口文化既有点关系、又不太有关系，好象完全变成了两个道。各地在谈文化的人都有这个问题，社会在飞速的发展，我们需要文化。而一讲到文化的时候，往往是传统的一些演出呀，好象和我们所理解的东西不一样，这点我们今天先把这误会消除。那个是不是文化？是文化。按文化界的说法，那个叫“小文化”。大家不要看不起这个“小”字，“小文化”包括了许多书籍、古籍、优秀的文化遗迹，这些都是属于“小文化”的范畴。但是我们讲的港口文化，是大文化，它牵涉到一种精神素质。前不久我在给一所大学题词时说，从宏观概念上说，文化不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素质。如果文化就职业而言，这个职业在文联、在作家协会、在戏剧家协会。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个港口人都是文化人，这个文化指的是非职业性的素质。非职业性的素质是大文化。对文化来说，大文化是最重要的文化，而小文化也是文化，也不能排斥。现在我们正处在历史转型的时候，处在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大文化。我们要保护小文化、培养小文化，但总的说来我们的脚步、我们的思维，是走在大文化的道路上。这点我们大家都能明确的话，我们再进一步。那么到底什么是大文化呢？大文化的定义在全世界有200多个，我经过认真的研究以后，作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我三年前在香港凤凰卫视讲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听众也能够接受。我认为从宏观的、大的概念上说，不管是河姆渡文化、宁波文化、浙东文化还是中华文化，从大概念上说，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我们知道，到西方去留学，觉得在文化上有点不适应，或者找到了女朋友相处一段时间后由于文化上的不适应分手了，那么这个文化指的一定不是小文化，不是因为她能不能背唐宋诗词或者能不能唱中国几个戏，它指的是大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结成的共同体。我们所说的河姆渡文化就是那个时候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你看，栅栏式的建筑、吃的什么东西，这些都是生活方式，和航海有关呀，等等。中华文化也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当然，这共同体有时侯会变得很大，成为全球性的共同体，我们讲这就是世界文化。如果这一点大家都能明确的话，下面我们就来说港口文化。

　　首先我们要知道，港口是什么？如果从定义上说，港口就是船泊进出、停泊和人、物集散、交流的场所。所谓港口文化，指的是根据港口的地理环境和运作功能产生的精神方式和行为方式。因为我们是首届国际港口文化节，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港口文化，这里我先提出个范本，作为大家交流讨论的基础，希望在第二届、第三届对港口文化的定义更精准，更加精益求精地把这件事情做好。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中华文化和港口文化的关系。

　　这个中华文化和港口文化的关系比较尴尬也比较复杂。我们现在开一般的会，肯定会说中华文化非常重视港口文化，港口文化在中华文化当中占据巨大的地位。但如果从比较冷静的文化思维来说，我们不得不这样理解，就是中国具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不管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基本上把中华文明看成是农耕文明。大家知道世界上的文明有三种类型，一个是游牧文明，一个海洋文明，一个农耕文明，对中国的基本定位是定在农耕文明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对辽阔的海洋既靠近（因为海岸线很长）又有点陌生，至少在文化意义上比较陌生，我们连篇累牍的好多书籍、我们儒家学者论述的基本上是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大家可能看到过这样的学术论文，山东，这是鲁国，是孔子和孟子的家乡，再往东边南边一点，就是齐国，我们叫齐鲁英豪，叫齐鲁大地，但是历史的手指头当年稍稍往东一点，那么齐文化就是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结合体了，中国的面貌就会不一样。但是历史的手指向西移到了我们的鲁国，所以我们的基本思维是农耕文明，这是一个前提。

　　中国文明对海洋文明有一种隔阂有很多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遥远的古代，人们的航海主要是在海湾，也就是说在内海里边进行，辽阔的太平洋对古人来说难度比较大，而中国缺少内海。我们讲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港口城市（指的是古代），基本上都是在地中海沿岸。地中海是个内海，波罗的海是内海，波斯湾是个海湾（就是由大陆把它裹卷着的一个海湾），在古代航海比较方便。像我们（中国）这样莽莽苍苍的大海，对古人来说航海有一定难度，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渤海湾，但是和波斯湾相比，这个海湾太小了，这是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个客观原因是中国的地理位置，离海洋200公里以上的土地占了70%以上，就是整个辽阔的国土离海洋还比较远，和欧洲完全不一样，因为欧洲那怕是离海洋最远的一些城市，其实离海洋的距离也还是比较近。但更重要的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核心思想已经把农耕文明作为基本思想后，对海洋感到陌生，我们对海洋很长时间内更多的是晒盐和捕渔，而缺少航行、缺少运输。中国古代统治者，叫做“四海之内，莫非皇土”，认为在他控制的范围之内，才是他的文化覆盖地，而海洋是在他控制之外，所以在政权意义上也让它变得陌生。

　　第三个原因，大家知道后来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很长时间的倭寇祸害。毫无疑问，由于倭寇的祸害让朝廷长时间的禁海，港口的功能慢慢地消退。我看到清代和明代的有些资料里面，出现了一种我感到挺难过的情景，比如有时候黄河泛滥、京杭大运河淤塞，那么漕运能不能海运？朝廷对这个问题，一直都犹豫，一直都没有实行，这样一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对海洋文明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这个疏离感的后果我们都看到了，明后期以后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来自海上的侵略。我们筑了很多很多长城，这是农耕文明对于游牧文明的防范，但是一直没有想到，更大的防范应该在海洋文明一边，正因为我们不太知道，所以在19世纪中期中华文明因对海洋文明的陌生中一败涂地。我们不应该是一败涂地呀，因为我们在明代时候有过郑和的航海，我们实际的航海事业很发达，只是我们的文化思维没有很好地阐述它。据美国张光植（已故）教授考证，他认为中国人在四千年甚至五千多年以前，已经渡海到过美洲，到过秘鲁，但缺少进一步的资料论证。我到冰岛去的时候，冰岛学者告诉我，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是中国人，第二个才是冰岛人。我们确实在冰岛看到过刻有中国古代文字的奇怪的碑，那个年代非常遥远。再晚一点，比如象我们浙江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在四千五百年前突然消失，它到哪里去了？我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觉得有可能是海潮的侵入，使农作物完全无以收割，结果使他们难以生存，于是就有了两个方向，一个是逃到内地，一个是出海远航。现在有DNA技术，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毛里求斯就是良渚人远航的一个点，如果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也不要感到奇怪。后来当然就像好多朋友前面讲到的又出现海上的丝绸之路，在唐代的时候宁波港和扬州港已经是对外交流非常重要的门户和通道，所以民间的航海其实还在不断的进行，但是由于文化思维并没有对海洋文明进行很好的论述，造成了中华文化对海洋文化既亲近又陌生的状态。我们还可以这么说，我们对港口文化也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既亲近又陌生。正因为曾经是陌生，所以近代先驱者产生了一个重要思维，就是重视港口和港口文化。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要提出东方大港的概念，就是期图来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生命力的部分，就是使中国曾经那么辉煌、后来慢慢落后的那部分。他们明白中国的落后是在近代，就是近几百年，而近几百年很多很多的差别当中的一个差别，就是西方在产业革命以后，占领了海洋，调动了港口，而中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占领海洋也没有调动港口，结果使中国的落后成了眼前惨痛的事实。

　　正因为有前面讲的背景，所以我们包括宁波港、北仑港在内，包括我们中国好多港口，实际上在近代你们对中国的港口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说过去我们对海洋文明是既亲切又陌生，近代以来我们这个贡献就更加大了，因为我们在一定意义上改写了中国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思维。

　　第三个问题是：港口文化和海洋文化，它的基本内涵需要得到发扬。

　　前面说过，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这三种文明形态，各有不同的优劣。比如农耕文明她比较安静，对远方的土地不感兴趣（也就是农民思维）。我前几年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发表演讲，在谈到农耕文明的特点时说，农耕文明非常喜欢脚下的熟土，对陌生的土地可以去看，可以去做生意，可以去玩，但没有占领的欲望，这是中国非侵略性的一种文化本质，这也是它的优点。农耕文明的缺点是象农民思维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拒绝奇迹，拒绝大的变化，这是农耕文明的大悲剧，也是农耕文明的原型思维。

　　海洋文明不一样，它从此岸到彼岸去，需要很勇敢，即使在古代，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文化支撑它必须往前走，比如希腊的海洋文明，它在文化上支撑着冒险和远行，所以古希腊的悲剧非常发达，就跟这个有关。而中国的农耕文明反映在戏剧上肯定是大团圆的结尾。那么，我们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世界开始慢慢地向全球化迈进。我们再也不能固守仅仅是一个农耕文明的思维，我们要汲取农耕文明的优点，但是一定要突破农耕文明的局限，如果永远局限在里边做我们自己文章的话，那我们作为世界当代的居民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漫长的海岸线重新被唤醒，唤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以北仑港为主体的宁波港，这一点在文化上意义重大。

　　毫无疑问，我们背靠着中国最富裕的长江三角洲，我们面对着东海、面对着太平洋。刚才巴音朝鲁书记在致辞的时候，我很愉快地感受到，我们的领导者竟是游牧文明来的，那么现在三种文明完全组合在这儿了，就是最富裕的农耕文明、最辽阔的海洋文明，同时还有对游牧文明重要的吸收。游牧文明有游牧文明了不起的地方，游牧文明有其独有的优点。成吉思汗为什么能征服世界？马背就是家，帐篷就是家，远方就是家，我唱着祖先的歌向远方走去，我不固守一地，哪儿有水草，哪儿就是我要去的地方。这种了不起的游牧文明，加上海洋文明，再和农耕文明组合在一起，这是现代世界真正的强者。我们不管我们的社会有多大的发展，文明的几种类型还是深深地扎根在社会当中，我们把她们调和在一起，而调和程度的如何，就决定着二十一世纪她的强弱与否。

　　那么，如果把三个文明相比较，我们为什么要把海洋文明与港口文明当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梁启超先生是近代的大学者，他在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以后，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地理方位和中国文化”。文章说，如果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港口文化给我们带来了几个重要的素质，是我们传统文化不太有的，第一就是进取，第二就是冒险，第三就是自由，第四就是活泼。这是梁启超先生对港口文化的精神素质所作的定位。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多优秀的文人什么都有，就是缺少了进取、缺少了冒险、缺少了自由、缺少了活泼，比较一本正经，非常好的做着人。所以梁启超先生认为，要用海洋文化与港口文化来改变中国文化当中的素质的缺漏。但是现在我们离梁启超先生很多很多年了，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港口文化要在梁启超先生的基础上赋予新的、更准确的概念。比如全球视野，比如高敏感度的节奏，比如多元生态的结合。现在，海洋、森林、平原，各种各样东西组合在一起，多元组合出现在我们港口，每一点都需要我们去照顾，需要我们去发现它们的优势。我们港口人特别敏感，港口人每时每刻接收着各方传来的信号，这信号可能是船装来的，也可能是以物质的方式出现在眼前的。全球视野、高敏感度的节奏、多元生态的结合，这些连在一起，就构成了港口文化的新内涵。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在梁启超先生总结的基础上，拓展当代港口文化的新意涵。

　　当然，梁启超先生和我所说的，这都是港口文化的总体概念、总体意义，具体到每一个港口城市，具体的港口文化又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我们宁波的港口文化已经创造出了我们自己的新意涵，今后还要继续寻找、继续挖掘。我在漫游世界的过程中，也到过好多港口。比如鹿特丹，荷兰是一个不大的国家，但由于鹿特丹的存在，不仅使荷兰成为世界一个重要吞吐的所在地，而且好多现代经贸和运输的国际规则由它制定。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利和人们对规则的承认，这就是她的文化，就是鹿特丹这个城市的文化。比如比利时的安特鲁普，城市不是很繁华，但到现在为止，她是世界珠宝首饰的最高鉴定地，她提供了一种标准，由于她人来人往的港口文化，使她成为了标准的制定者，这个标准是世界级的标准，所以她由此建立了自己非常重要的文化。还有，去年我和杨振宁先生一起到日本神户的世界华商大会上发表演讲，我在那儿考察了一段时间。神户是世界的一个主要港口，它的文化特征就是“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诚恳和热忱”。当时西方的船只既来到了中国的塘沽等港口，又来到了神户，却产生了不同的景象。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西方运来的望远镜、钟表等先进技术通过太监直接装进了大内仓库。而神户那边却是船还没靠岸，上至日本天皇，下至普通市民，都在岸边等候，迫切地想知道西方又发明了什么。从这种热忱上，我们可以知道至少一段时间中国落后的原因了。所以，每个港口都有它自己的文化，文化是以它的素质表现出来的。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港口非常领先的国家，我们的发展速度还会不断的继续，我们不仅要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大盘子里，截取和吸收港口文化对我们的补充、对我们的冲击、对我们的营养，而且每一个港口还要象他们的老港口一样建立自己独立的文化。我们不要做简单的竞争，我们可以在港口文化上建立自己的内涵。如果哪一天我们港口的辉煌不仅仅是以吞吐量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是以它的精神素质和它的文化面貌来体现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港口文化就会发生新的格局。希望在以后我们一次一次的港口文化节上看到这个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