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行三会尤其是央行支持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意见出台，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的思路、框架和举措已经明朗，基本体现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这对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探索深化金融领域改革的新途径、新机制，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先行先试。对需要改革有很多共识，但对怎么改革的分歧要大得多，并成为推进改革的阻力。把一些既定的条件成熟的改革举措，先放在上海自贸区这块试验田做，用结果和事实说话，有利于增加改革共识，减少不必要的改革阻力，避免延误改革。上海自贸区允许区内个人居民进行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境外投资，这些个人的合法收入得以在全球配置资产，而这点恰恰是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讨论中反对和担心较多的。该举措在取得预期效果后推广，即可形成规范的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

第二，试错纠偏。金融领域改革进入深水区，既包括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对外金融政策调整，也包括利率市场化、市场准入放开等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如何协调推进，改革力度如何把握，都是具体落实过程面临的重要问题。上海自贸区的目标是建成具有国际水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金融问题都是上海自贸区建设需要解决的。把有关改革放在自贸区推进，在过程中不断动态调整优化顺序、力度，形成一套成熟的方案后在全国推开，可以大大地降低改革的风险和成本。

第三，探索新途径。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举措是破局的关键，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外开放，还包括对内开放。上海自贸区实行区内视同境外的模式，对区内的机构、企业、个人等居民推出一系列境外投融资便利化举措，同时对区内的非居民开放了在境内投资的多条渠道，前者是对内开放，后者是对外开放，如果能在全国推广，就会形成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的新格局，从而把改革和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以开放促改革。国内改革千头万绪，阻力也大些，开放让改革显得更紧迫，从而起到倒逼作用。而且，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开放不再是单纯的对外开放，本身也是改革的一部分，尤其是对外开放模式的调整。上海自贸区允许区内机构、企业在境外开展本外币融资，投资境外金融市场，包括衍生品交易，套利机制的存在将导致境内外市场逐步趋同，从而形成对利率、汇率市场化的压力和要求，以推动有关改革。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难免会不断遇到新问题、新现象，通过加强监测和监管，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和金融行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