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开文款“乾隆小巫山樵书画墨”制作年代的再探讨
(2013-01-15 12: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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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球地球墨胡开文地球墨烟选 |
)当时误以为是地球墨,甚是欢喜,接着就沮丧(不是圆形墨),再之是不甘心,因此墨锭是绛州一杨姓文化人的祖父家传之物,杨老先生喜欢毛的书法及报刊杂志,我用文革时期的铁皮宣传画换来的,可以说以宝易物,可通过一些资料查找,发现我所拥有的“天文地质,天球地球”墨锭是现存孤品,没有一息资料线索,今见《胡开文款“乾隆小巫山樵书画墨”制作年代的再探讨》详细介绍了胡开文墨产品开发销售典故,想来对我研究有用,特粘贴至此抛砖引玉,希望有识之士给我些指点,感谢。我藏墨锭描述:墨长89MM,宽22MM、厚10MM,碑型。一面款识“天文地质”,边缀条花;另一面上是天球二字,图是○型,有十四颗行星,白色星界圆边金色;下是地球二字,金色的地球图,经度、纬度清晰可见;顶部为“烟选”二字;侧为白文“徽州老胡开文监制”。再之有对此物感兴趣收购者可联系Q1273070532,非诚勿扰。
(故宫博物院 古器物部,北京 100009)
摘 要:所谓“徽州休城胡开文制”款“(乾隆)小巫山樵书画墨”实为同(治)、光(绪)年间休宁胡开文老店“仿古”之作。
“徽州胡开文法制”款“(乾隆)小巫山樵书画墨”则为同(治)、光(绪)年间某位胡氏子孙“仿古”制作。同(治)、光(绪)年间胡开文仿古墨的出现,既标志着胡开文墨业的兴盛,同时也反映了胡开文家族内部激烈的商业竞争。
关键词:胡开文;仿古;竞争
胡开文是清代徽墨四大家之一。所谓胡开文徽墨,是指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由徽州绩溪人胡天注草创,经其六代子孙发扬光大的以“胡开文”为名号的休宁派制
墨家族所生产的系列 墨品。 在 同(治)、光(绪)年间,胡开文徽墨已经占领国内大部分市场,以至于在 20
世纪初世人将“胡开文”墨与徽墨混为一谈。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胡开文徽墨工艺的解读及其制作背景的探索,是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结合进行“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故宫博物院藏有二锭胡开文款
“小巫山樵书画”徽 墨。 按照历史文献与文物实物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二锭墨品上图文所记录的时代与款识不符, 引人深思。
其中一锭由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清墨
鉴赏家周绍良先生在 1966 年 9 月 15 日捐予故宫
博物院,此墨曾收录于周绍良先生所著《蓄墨小言·
孙蟠墨(一)》之中。
“……另一笏,扁方形,上下俱委角,面隶书:
‘小巫山樵书画墨’。 背楷书:‘乾隆丙寅年/石洲珍
藏’。 俱阴识填金。 此墨署款“丙寅”,为乾隆十一年
(1746),以数推之,此年为二十岁。 又一笏同式,惟
一侧多 ‘徽州胡开文法制’ 七字边款, 楷书阳识。
…… ‘小巫山樵书画墨’ 至乾隆壬子 (五十七年,
1792)又重做了一次,形式略异,作瓦形,上端委角,
面隶书:‘小巫山樵书画墨’。 阴识填金, 背楷书两
行:‘乾隆壬子石舟仿/宣和式制’。 楷书样式; 一侧
‘徽州胡开文法制’,亦阳识。 这是我见到孙蟠墨唯
一有制墨家款识墨。 ”
[1]181-182
如果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话,那么对于周先生
的论述不会持任何反对意见。 然而,当参阅《上川明
经胡氏宗谱》中的记载,问题似乎显得严重了。
“天柱公,元首公派,从九品,驰封奉直大夫,字
柱臣,号在丰,事迹见善行。 生于乾隆壬戌年(1742)
六月二十七日未时……始创开文墨业。 ”
[2]
依据周文,“小巫山樵书画墨”乃丙寅年(1746)
“徽州胡开文法制”, 是年墨品主人孙蟠 (石舟)20
岁,而此时的制墨主人“胡开文”仅仅 4 岁。 20 岁的
客人向 4 岁的店家定制墨品,实乃笑谈。 无独有偶,
进入 21 世纪以后,《文房四宝·笔墨》卷重新记录了
类似的情况。 《文房四宝·笔墨》中所录的“胡开文小
巫山樵书画墨”与周文所述墨品的形态特点几乎完
全相同,唯一差异只有题款的不同。 此墨品本为故
宫博物院于 1964 年第 1 次收购的墨品。 书中言:
“……高 5.7 厘米,宽 1.7 厘米,厚 0.55 厘米。 碑
形,下口有凹弧,面微凸,阴文填金隶书:‘小巫山樵
书画墨’背微凹,阳文楷书:‘乾隆壬子(1792)石舟仿
宣和式制’。 墨侧阳文楷书款:‘徽州休城胡开文
制’。 ”
另有“胡开文乐老堂录古训墨”:
高 5.7 厘米,宽 1.7 厘米,厚 0.55 厘米。 碑形,
下口有凹弧,面微凸,阴文填金隶书:‘乐老堂录古
训墨’背微凹,阳文楷书:‘乾隆已亥(1779)八十五
翁艮园藏’。 墨侧阳文楷书款:‘徽州休城胡开文
制’”。
[3]102-103
综上所述,署有“徽州胡开文法制”、“徽州休城
胡开文制”的所谓“胡开文”是否真正为生活在乾隆
年间的名士孙蟠制作过墨品,值得怀疑。 那么,上述
两锭胡开文墨,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后代胡开文传人
对于过去知名墨品的仿制呢? 笔者在库房整理过程
中, 已经注意到这两种墨品内容与款识的差异,但
由于相关知识的匮乏而无法加以解答。 后来,陈希
等先生的文章[4]
给予了笔者很多有益启示,同时也
促使笔者在进一步整理胡开文墨业资料时关注到
这一问题。 有必要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胡开文
款“小巫山樵书画墨”的制作年代进行一番再分析。
一、对“小巫山樵书画墨”主人的分析
“小巫山樵书画墨”的主人孙蟠本身便是乾隆
年间著名的制墨爱好者,而在当时,胡开文还处于
默默无闻的状态。 关于“小巫山樵书画墨”的主人孙
蟠的事迹,周绍良先生已经进行了详细考证:
“孙蟠,安徽寿州人,乾隆年间制墨最多之人。
据张子高先生统计,其所制墨,大约总近百种,可云
盛矣! 就我所经目者,大约有十多种,形式各异,造
型亦佳。 据《孙氏家谱》,孙蟠原名士撝,字十洲,号
石洲,一号小巫山樵。 孙珩(字艮园)次子,贡生,候
选知府。 生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初七日,卒嘉庆
九年(1804)十一月十六日,年七十八岁,有《乐老堂
百二寿印谱》。 ”
[1]181-182
由此可知,孙蟠本人便是乾隆时期著名的制墨
家之一,制墨技艺精湛、设计巧妙,为当时所著称。
两者比较, 孙蟠比胡开文的创始人胡天注 (1742-
1809)大 15 岁,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请求胡天注
为其制墨。 周绍良先生也承认,孙蟠“所制墨虽多,
但具有纪元干支者甚少”,至于具有“徽州胡开文法
制”款识的“小巫山樵书画墨”,也只是其“见到孙蟠
墨唯一有制墨家款识墨”。
[1]
尽管胡开文墨店的创始
时间是乾隆三十年(1765),但是胡天注并未摆脱其
岳父的影响,墨店依然沿用“汪启茂”这一早已形成
的 墨号以助声 势。 另外, 通过 翻阅嘉庆 十 五 年
(1810)所修《绩溪县志·方技》、嘉庆二十年(1815)
《休宁县志·方技》中皆记载乾隆朝绩溪人汪近圣墨
业的事迹,而未记胡氏墨业的任何情况。 由此可见,
胡氏墨业尚属平平。
二、题款中的避讳问题
从“小巫山樵书画墨”的题款“徽州休城胡开文
制”看出,此时的胡开文主人已经意识到了对清帝
名字的避讳问题。 “休城”原指休宁县海阳镇,因此
在胡天注、胡余德的时代,胡开文墨品在款识上多
使用“海阳苍珮室”的字样。 而在道光以后,休宁胡
开文总店一般都使用“徽州休城”,而避免用“宁”
字,原因是避清宣宗旻宁名字之讳。 在胡开文第四
代传人胡贞观(1825-1879)晚年主持休宁店时,为
了缓解各方要求独立起烟开辟墨店的呼声,胡贞观
曾经凭借祖训,立了两条不成文的规矩。 1.新九房
(胡余德的 9 个儿子) 均可以在徽州本地和外埠开
设胡开文墨店,但“苍珮室”商标专属休宁老店;2.老
八房(胡天注的 8 个儿子)中的第六、七、八房的后
代只能开设胡开文墨品门市部,只能出售而不得自
造,否则必须更名为“胡开文某记”,不得打“休城胡
开文”或“休城老胡开文”的招牌,特别禁止使用“苍
珮室”商标。
[4]
因此,“徽州休城胡开文制”可以确定
为休宁胡开文店第四代传人胡贞观及其后代专用
墨品题款之一。
三、胡开文家族“仿古”之墨的其他例子
如果以上两条仍然不能证明胡开文款“乾隆小
巫山樵书画墨”为后世仿造,那么再看“胡子卿”墨
业发展的一些情况。
“胡子卿”的创建者胡贞权(1832-1906)名秉
衡,字允中,本为胡天注第六孙胡锡琯之长子。 胡天
注于乾隆三十年接替汪启茂墨业,继续以“汪启茂”
墨庄的名义在休宁、屯溪两地设肆经营。 “胡开文”
的声名是在胡天注去世之后引起世人注意的,《上
川明经胡氏宗谱·补遗》记载:“逮道(光)咸(丰)间,端
斋公起,遂以‘开文’墨业名天下”。 所谓“端斋公”,
乃胡天注次子胡余德(1762-1845)的字。 胡余德是
胡开文墨业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之一。 早在胡天注主
持墨店之时便立下规矩,要求其后人无条件遵守执
行,在《思齐堂·天注公分析阄书》中:
“店业:休宁城墨店坐次房余德,屯溪墨店坐七
房颂德,听其永远开张,派下不得争夺。 屯店本不起
桌,所卖之墨向系休城店制成发下。 嗣后不论墨料
贵贱,仍照旧价,不许增减;屯店代休城店办买各
货,照原买价发上,亦不许加增。 屯店起桌自造,更
换‘胡开运’招牌,不得用‘胡开文’字样。 ”
[5]567-568
以上规定对胡开文墨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
分家不分店,墨店只能由二(胡天注第二子,即胡余
德家族)、七(胡天注第七子,即胡颂德家族)两房经
营,其他子孙不许“争夺”,责任到人。 其次,把休宁墨
店作为唯一的生产基地,不准屯溪店“自造”。这就使
墨品能保持质量,维护了“胡开文”品牌。
由此可见,胡开文墨业初创时只有休宁、屯溪两
店。 但是,自从胡开文击败汪近圣、曹素功成为徽墨
中的领军先锋之时起,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假货泛滥
和旁支胡氏子孙的嫉妒。其发展至全盛时,墨品的署
款就变得纷繁复杂起来。 以《清墨谈丛·关于胡开文
墨店》为例,仅同治六年(1867)就有署款 7 种。
[6]152
然
而就笔者亲眼所见, 仅故宫博物院所藏胡开文墨品
的署款居然多达 7 大类 60 种以上。 其形制和内容
极其繁多,而这些题款又几乎同时存在于相对较短
的同治、光绪一段时期之内。 因此周绍良先生也谈
到了自己的困惑:“……据箧中所有胡氏诸墨,颇有
一怪异现象,即同一年中,所制墨上之署款,乃各不
相同,殊不解其故。 ”
[6]158
仿造胡开文名号的小作坊屡禁不止,这种情况
在同治年间就已经成为胡余德家族、胡颂德家族正
统传人的头痛之事。 值得一提的是胡天注六子胡懋
德 的 长 孙 胡 贞 益 (1829 -1899), 他 于 同 治 八 年
(1869)在芜湖设立“胡开文源记”墨店,开始摆脱休
宁老店的控制,在外埠独立进行生产和经营。 由此
掀起胡氏子孙狂潮般借用“胡开文”旗号之风。 可以
说,作为胡开文墨业的核心———休宁胡开文店还是
注意到了情况的。 有迹象表明,休宁老店的诸代传
人为保护正牌做了不少工作。 休宁总店已经采取了
在正品的包装中加入“顾客须知”的办法来警告广
大客户,当时有墨票载:
“本号开设徽州休宁县城西门正街百数十年,
货真价实,虔制贡墨,中外驰名。 近有无耻之徒,减
料假冒,更有不肖支丁,到处悬挂本号招牌,沿门投
售,希图渔利。 士宦未知者,误假为真,受欺不少。 今
本号现于徽城、芜湖、浙江、苏州、扬州、上海、安庆、
广东、京都(师)、汉口、武昌、湖南开设分号,特此陈
明。 大雅光顾,请即认明,庶不致误。 胡开文起首老
店谨白。 ”
另有一墨票,其上盖有朱文戳记,此为屯溪店
胡颂德家族后人胡佩五老板所制作的防伪告示:
“本号先祖向在屯溪开设胡开文墨店,后又替
开休城汪启茂墨店胡开文监制,共开两居。 休城开
文分授二房,屯溪开文分授七房,历今百数十年,货
真价实,天下闻名。 今有派下不肖者,冒名充假,玷
辱家声,故特加此访帖。 四方大雅,须认明本号图
记,殊不致误。 徽州屯溪老胡开文七房孙佩五氏谨
白。 ”
[6]153
所谓“佩五”者,乃胡余德七弟长子、屯溪(镇)
胡开文店二世传人胡锡环(1820-1875)是也。 从文
中的语气可以看出,此时的胡锡环已经与休宁胡开
文店完全决裂,文中虽然明显还有为整个胡开文家
族谋取利益的动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胡锡环已
经以“胡开文”的正统传人自居,并将休宁店作为旁
出。 进而更说明休宁、屯溪两店的后人已经控制不
了有人不遵守“不得用‘胡开文’字样”的规定了。 然
而,随着胡开文墨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同
治年间,胡天注父子所预料不到的事情在发生着变
化。 查胡开文世系,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由胡开文
三世传人胡锡熊-胡贞观系把持“休城胡开文”的生
产与经营的做法遭到了胡天注其他子孙的强烈不
满。 尤其是“胡子卿”墨肆的创始人胡贞权对于同辈
胡贞观坚持家规、对于堂兄弟实行高压的做法甚为
反感。 胡贞权因此在同治初年,在休宁另起炉灶,打
出胡子卿招牌,另设“奎照斋”经营。 在《蓄墨小言·
胡子卿造砚形墨》中有这样的记载:
“砚形墨一笏,高 13.5 公分,阔 6.8 公分,厚 1.3
公分。 面四周粗框,中镌瓶形,以瓶口做水池,麻地;
背平素。 阴楷四行:‘砚砚理犀,通灵纯,苍玉质,为
瓶形。 数其典兮德寿,兴我怀兮守口。 乾隆御铭。 ’
下小方印二‘几暇怡情’、‘得佳趣’,俱朱文填金。 一
侧‘乾隆三十年造’,一侧‘徽州胡子卿制’,楷书阳
识。 ……由此可见,胡子卿所制这锭,乃是依‘乾隆
御铭’石砚而造的。 御制砚形墨诗题为‘乾隆庚寅’,
为三十五年(1770)。 胡子卿所制砚形墨制于乾隆三
十年(1795),早于御制墨砚五年。 假如乾隆曾以研
制墨,不会只提到刘源而忘了自己也做过,因此我
想到,胡子卿可能是受到赐砚者委托而制出者。 这
墨已非原物,想原来一定存有款识。 胡子卿作为市
品墨,制时将款识全部撤去,遂成这种样子。 此墨有
一可珍贵处,即说明胡子卿墨肆在乾隆三十年已设
立,制墨之技术已有相当水平。 ”
[1]154
周绍良先生在此处似乎受到了史料的局限。 此
墨应为“胡子卿”墨肆二世传人所制。 《宗谱》显示,
此时的“胡子卿”店主本名胡祥振(1858-? ),字樨
岩, 乃胡开文二世传人胡余德六子胡锡琯之次孙。
在其主持胡子卿墨店之时,所制墨品题款为“徽州
胡子卿制”。 因此“此墨有一可珍贵处,即说明胡子
卿墨肆在乾隆三十年已设立,制墨之技术已有相当
水平。 ”实为周先生臆断,反映的问题却是胡贞权-
胡祥振父子对于休宁胡开文老店主持胡贞观垄断
胡开文墨业的极端不满,他们试图通过仿古手段来
证明胡子卿墨店的历史悠久, 从而打破胡贞观、胡
祥禾父子对于胡开文的垄断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
故宫博物院、黄山博物馆皆藏有“休城胡开文老店
一百五十年纪念墨”,
[7]
该墨背题“诗篇删定犹逾倍,
易数推求竟得三”,一侧“徽州老胡开文制”,一侧
“民国四年制”。 由民国四年(1905)上溯 150 年,正
好是乾隆三十年(1765)。 而作为“屯镇胡开文”二世
传人的胡锡环,针对其侄垄断生产的做法也颇有怨
言,进而与其分家单过,另起新的“屯溪胡开文墨
庄”,并且突破当年胡天注-胡余德的禁令,开始点
烟制墨,公开与胡贞观主持的休宁店相抗衡,其墨
品款识为“徽州屯镇胡开文造”。 因此在清代后期,
徽墨制造业中不再是胡开文家族与其他墨家诸如
曹素功等的市场争夺,而是胡开文家族内部诸支你
死我活的市场斗争。
鉴于此,针对“胡子卿”制作“仿古”墨与“休城
胡开文”争夺胡开文冠名权和创始权的做法,休宁
老店的胡余德系的诸代传人亦有可能仿制前代名
墨,以证明自己墨店所制墨品的技艺高超,从而维
护本族家支的尊严和商业利益的垄断。 目前就故宫
博物院所藏胡开文墨品来看,具有“徽州休城胡开
文制”题款的墨品具有数量上的优势地位。
四、胡开文后世子孙在墨品题款上的较量
“徽州胡开文法制”的出现,标志着胡开文家族
内部的新一轮较量的开始。 所谓“法制”,乃胡氏后
人遵循南唐易水人李廷珪所创“易水法”制作徽墨
的方法。 “易水法”的核心技术在于三点:1、动物胶
的使用;2、香料的添加;3、“十万杵”的捣制。 因此做
成的墨“其坚如玉,其纹如犀”。 自“易水法”发明以
来, 成为后世千百年来徽墨制作技术的基本准则,
世间也将“李廷珪墨”公认为不可逾越的徽墨制作
巅峰。 由于胡天注子孙纷纷打出“胡开文”的旗号,
因此后世的胡氏子孙不得不在墨品的“法制”题款
上下功夫,以便证明本号为正宗。 在故宫博物院所
藏胡开文墨中,胡氏子孙在光绪年间对于胡开文题
款的标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除了前文中的
“徽州胡开文法制”外,还有“休城胡开文按易水法
制”、“休宁胡开文仿李廷珪法制”、“休城胡开文按
十万杵法制”、“徽州休宁胡开文按易水法制”、“徽
州胡开文易水法制”、“徽州胡开文按易水法制”、
“徽州胡开文用轻胶选烟净香合剂”、“新安胡开文
仿古法”等等数十种,这些款识的核心,无一不是在
表明本号为李廷珪所创“易水法”的正宗传人。 周绍
良先生也承认,孙蟠“所制墨虽多,但具有纪元干支
者甚少”,至于具有“徽州胡开文法制”款识的“小巫
山樵书画墨”,也只是其“见到孙蟠墨唯一有制墨家
款识墨”。
[1]
然而恰恰是这个题款,可以让当时一般
的使用者感到此号历史悠久和无以言表的庄严神
圣感,其用意无非是想利用前世的名人效应,达到
商业上的最大利益。 尽管现在还不能确定“徽州胡
开文法制” 到底是哪位胡氏子孙墨品的专有署款,
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 表明胡天注-胡余德父子所
规定的“胡开文”二房专用的“祖制”已经遭到完全
破坏。 它是中国近代东南沿海地区商业利益的趋
势,也是徽州封建宗法制崩溃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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