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经说过，自已有三件事不如人：就是下棋、吃酒、唱曲儿。

     这里只说吃酒。苏轼自已说：“予饮少辄醉卧，则鼻鼾如雷，傍舍为厌，而已不知也。”又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睡，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

     东坡不善饮偏偏要饮，其实自有其深意在。先生一生坎坷，浪迹天涯，荣辱尝尽，而终生无悔，恬然自适，除了天性使然外，善养其浩然之气，是一大原因。不善饮而偏爱饮，也可以说就是东坡善养其浩然之气的一种方式或者策略。

     且听先生自语：“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已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

     东坡先生这段话，表面看是讲“蓄药”、“酿酒”，一切似乎全是为了自已。其实，真正的含义，却正体现了东坡以天下为已任的博大胸襟：不光是达则兼济天下，即便是一已穷困潦倒之时，也不能仅仅是独善其身！“蓄药”、“酿酒”，正是东坡先生善养乎浩然之气的哲学实践。说得通俗一点儿，“蓄药”、“酿酒”，正是东坡先生快乐的人生哲学的生动表现。

     不是么？看别人得了药，自已心里高兴。看别人饮醉了酒，自已精神上一同陶醉快活。这是怎样一种大我的境界！所以坡仙的不能饮，究竟是真是假，只能存疑。不过，东坡先生少饮之后，却是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而且，醉中亦能作小楷，坡翁自已也觉得是一奇事耳。也许这倒是不能饮的一种佐证吧？

     不能饮酒的东坡先生喜欢造酒，倒是记载颇多。早在他四十五岁谪居黄州时，东坡就从蜀川老乡、道士杨世昌那儿得到蜜酒方，还写了一首《蜜酒歌》赠给他。但是，东坡先生毕竟只是学者诗人，他照着酒方儿做出来的蜜酒，并不见得好。因为“饮者辄暴下（拉肚子），蜜水腐败者也”。所以做了这一次后，他在黄州就再没造过酒了。

     但是坡翁造酒的兴趣却从来不见减少。他在五十八岁第二次被贬谪出守定州的短短一段时期中，也曾试做橘子酒和松酒，松酒甜而微苦。在他写的“松酒赋”里，他曾提到松脂的蒸馏法，但是如何制酒却未明言。

     在他六十岁时，被贬谪到了更遥远的惠州。在这里，苏东坡发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酒——“桂酒”，他说桂酒不啻是仙露。他给另一个同乡道士陆惟谦写信开玩笑说，桂酒一端，即足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得到东坡先生这封信，陆惟谦居然不辞两千里之遥，果真特意赶来惠州看望他。苏东坡在给另一位朋友钱世雄的信中，也十分高兴地说：“岭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酿成不减王晋卿家碧香，亦谪居一喜事也，有一颂，亲作小字录呈。”苏轼在自已学酿成桂酒后，不但做了《桂酒颂》，还写有《桂酒诗》，亲手小字书写《桂酒颂》赠给钱世雄。数年后，在辞世前数日，东坡还手书《跋桂酒颂》送给一直陪伴在自已身旁的钱世雄。可谓东坡先生爱酒，至死矢志不忘。据说，苏东坡还将桂酒的酿造法，刻在石头上，藏在罗浮铁桥之下，只有那些寻神求仙的人，才能寻找到它。

　    苏东坡一生写了至少有五六篇酒赋。当然，其中最有趣的，应是前面已经引了几句的《东皋子传后记》。此外，苏东坡还写过一篇《浊醪有妙理赋》，描写饮酒时陶然微醉的快乐，读后令人为之神往。

尽管东坡先生自已做了这么多吟酒颂酒的诗文，但在真正造酒做酒方面，作为学者文士的他，也就只能算是个外行中的内行，而不能够说是真正内行。做酒只是他的一种业余嗜好，更应看着是他的一种快乐的人生哲学的实践而已。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苏迈和苏过，时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做各种酒的方法，尤其是在苏东坡诗和书信中经常提到的桂酒。每当这时，两个儿子都会抚掌大笑。苏老二说：“先父只是喜欢试验罢了，这两种酒其实他都只试做过一两次，并不象他诗文中写得那样神。他老人家酿造的桂酒，尝起来犹如屠苏酒的味道。”

据说苏东坡平生性子太急，对许多东西都时常不能锲而不舍地研究个透彻。他的造酒同他炼丹一样，时常都是初试辄止，仅仅把它当做快乐人生的一件游戏而已。这也就难怪，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会难免腹泻也。

（原载《中国旅游报》二00四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