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超

谢有顺是何许人？福建长汀濯田美溪村人也。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一段曲折的求学经历，成就的却是一个早慧、谦逊、名动中国的文学评论家——他29岁成为国内最年轻的“冯牧文学奖”得主，34岁成为国内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是一个秘密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谢有顺的履历。他出生于1972年8月，大学本科和博士分别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曾先后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和广东省作家协会，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曾被国内某著名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位青年领袖”的侯选人之一。

你可能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已经出版了十部学术著作，任教于名牌大学的名教授，在国内文学界显得举足轻重的青年文学评论家，居然是一个三十出头的清秀的小伙子。都说谢有顺的存在是一个传奇，这一点不假。他的父母是农民，家乡是一个2007上半年才通公路的偏僻山村，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外在力量，仅凭一颗智慧的头颅，就早早地在诺大的中国闯下了一片天地，很多人惊讶，很多人好奇，但谢有顺本人却很低调，即便回到家乡，也从来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感恩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一位经常自称是“我的朋友谢有顺”的年轻人曾经告诉一位记者，说谢有顺有私人飞机，这私人飞机是他的妻子的，他的妻子非常漂亮，也很有钱，却爱上了家中贫困却才华横溢的谢有顺云云。当那位记者就这个问题求证谢有顺时，引来谢有顺的哈哈大笑：“根本没这么回事，我妻子是个普通职员。”

但谢有顺家境贫寒却是个事实，他还曾经是个失学儿童。在谢有顺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因为祖母去世等家庭变故而辍学了近一年。那一年，谢有顺才11岁，失学后跟随父母去了外地。拜一个乡村老中医当学徒，背了一大堆的“汤头口诀”。当时连他自己都以为不可能再有读书的机会了。后来在他的语文老师和大伯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回到老家，重新坐在教室里。从此，他格外珍惜自己的学习生涯。谢有顺在回忆这段特殊的经历时说：“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刚去世的祖母简陋的墓地就在我教室背后的山坡上，黄土是新的，很抢眼，连上课时我也忍不住往那里张望。每次目光与祖母的墓地相遇，我孤单的心便会被恐惧和悲伤深深地攫住。我就是在这种境遇下读完小学最后一年的，这样的记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遥想谢有顺这段失学经历，我不禁心怀感叹：历史多情！美溪多情！没有让家乡这样一位青年俊杰埋没于芸芸众生中，不至于让这座千年古城留下太多的遗憾。而谢有顺却豁达地这样问自己：“假如我成了一个乡村中医，又何尝不能过上幸福的人生呢？医生面对的是人的肉体，而写作更多的是面对人的精神，显然，后者要比前者艰险和痛苦得多。”

他还经历过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贫穷：“记得我大学毕业以前，家里最多是一个月吃一次肉，有时是两个月才吃一次，之所以吃肉，往往都是因为家里炒菜的猪油用完了，得买肥肉熬油，顺便买点瘦肉小孩吃。熬过油的肥肉渣——这个童年记忆里最香的东西，却不舍得给我们吃，而是被我母亲藏起来，理由是，要等有客人来的时候，用来剁碎了，和葱或蒜加上酱油一起煮，浇在面条或米粉上，增加美味——客家人的好客，由此可见一斑。我家有兄弟姐妹六个，我排行老二，爷爷奶奶都去世得早，只父母亲两个劳力。一个农民家庭，要供我们兄弟几个人读书，这种艰难可想而知。直到现在，我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为何我们家，三个男孩都大学毕业，我还读了博士，当了教授，会写文章，还出了不少书，而三个女孩，也就是我三个妹妹，其中有两个却一字不识——她们从未踏进过校门。个中原因，其实不单是因为客家人重男轻女，而是在那个年代，我父母根本不可能把六个儿女都送进学堂——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但是，即便再贫穷，谢有顺也没有放弃读书。1987年，谢有顺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学业，进入了长汀师范学习，在那里开始了他真正的文学启蒙。1990年，又因为成绩优异而被保送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

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的授业恩师、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在评价谢有顺这样一位学生时是这样说的：“在我近40年的教学生涯中，谢有顺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孙绍振教授向来以善于在萌芽时期发现拔尖人才而著称，他在选拔人才方面敏锐的直觉，历来也得到业内公认的。但是，发现谢有顺，却比较晚，在谢有顺在中文系学习两年以后，孙教授才意识到他是一个会成大器的苗子。这大概是由于谢有顺进入福建师范大学学习的时候，孙教授恰好出访德国和美国了。出访多少使孙教授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文学有点疏离，而这个时候恰恰是谢有顺崭露头角而且在大学校园里引起了惊喜的时候。正如著名作家北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孙绍振教授并没有仔细研读谢有顺的文章，仅仅是凭着直觉，找到了谢有顺，告诉他自己几年来都在物色助教，一直未能如愿。问谢有顺想不想留在学校工作。”那时候，孙教授还只是把谢有顺作为中文系一个拔尖的学生而已。谢有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1992年，当我还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孙绍振教授要留我做助教的消息便开始在同学当中悄悄流传。这在当时，可能是一个中文系学生在校期间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待遇了。一些男同学开始亲近我，希望选修孙老师的课时能够轻松过关；而一些女同学则打消了想与我谈恋爱的念头，他们觉得我一旦被孙老师看上，就成了‘须仰视才见’的人物。这并非说笑，因为孙绍振教授在福建的影响不亚于任何一个文化明星，他的学术讲座，即便是安排在全校最大的阶梯教室，提前一小时去也不一定占得到位置。能成为这样一位老师的助教，按我们农村老家的说法，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但是后来，有几件事给孙绍振教授以更大的震动，使他逐渐意识到谢有顺的素质和秉赋的潜在量，在许多方面比自己当年要高出许多。那是在《废都》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一家电视台请孙绍振教授和另一位教授去讲《废都》的问题，孙绍振教授把谢有顺带去了。但是那次侃下来最后普遍的反映是：“那个年青人（即谢有顺）讲得最好”。孙绍振教授说：“他作为一个大学生所写的文章，我当年是绝对写不出的，我们这些老资格，花了许多年的努力才达到的高度，轻易地成了他的起点。”

孙绍振教授在为谢有顺的《活在真实中》写的序言里，透露了谢有顺曾多次替他“捉刀”的事实：

第一次是谢有顺完全“捉刀”，文章署名为：“孙绍振、谢有顺”。孙绍振说：“有一次，《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徐中玉老师约我写一篇文章，写了亲笔信来。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对于中国当代文论，一时有些生疏。不得以请他试试，用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合作一篇文章。他交来的稿子，不管我如何以挑剔的眼光去推敲，也只改动了两个字。稿子寄出的时候，本来是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的。但是编者张德林先生来信，出于某种不成文的规格，必须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我很为难，他却爽快地同意了。”

第二次依然是谢有顺完全“捉刀”，而且一写就是十多篇，文章署名是“孙绍振”。孙绍振透露说：“《小说评论》的王愚先生又约请我为他们写评论专栏。由于连续出访，我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熟悉程度已经远不如前了。我又一次请他代笔。这一次由于是连续性的专栏，而他当时大学本科还未毕业，用两个人合作的名义，怕在编辑部很难通过，暂时就用了我的名字。”文章一发表出来，立即引起各方面的热烈反响。在福建师范大学的高层会议上，孙绍振曾坦率地说：“有这样一个学生，用我的名字写作连续性的文学评论文章，不但没有给我丢脸，反而为我争光。”

之后两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谢有顺的文章已经覆盖了全国各种大小文艺刊物。那个时候，每次孙绍振教授出差到外省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时，总是有一些研究生来向他打探：你们那里有个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叫做谢有顺的，你认识吗？孙绍振教授对此总是莞尔而笑，从容地告诉他们：这个人连大学本科都还没有毕业呢！

在当代文坛的某些领域里，谢有顺的名气甚至和他的导师孙绍振一样大。

对此，孙绍振教授评价道：“造化真是待人不公，有人对于文学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但是，终其一生，艺术的奥秘，对于他们永远是奥秘。而对于这个只有20岁出头的孩子，竟赋予了他这样的秉赋，在许多资深的教授看来还是乳臭未干的时候，就独具了在论坛上纵横驰骋的能耐。这在我近40年的教学生涯中，出现这样的才子，绝对是空前的。”

生活中的谢有顺是平和、稳重、毫不张狂的普通人。在朋友眼里，他善良，真诚，非常容易相处，非常容易沟通；在领导眼中，他踏实能干，敬业精神很强。他极具亲和力，为人质朴、谦逊，低调。在同事、朋友集会时，也常常是谈话的主角。在我为编这本乡土教材而向他请教时，我再一次领略了他的谦虚，他给我回信说：“把我列入你们的计划，觉得很惭愧。长汀还有那么多比我有成就的人，我想，他们的事迹更能激励人。我不同意对我过度的夸张和赞美，而是写些事实就好了。人贵在自省，否则是会毁了自己的。”谢有顺在《南方都市报》工作时的同事谈起他时，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时那样随便，由此可见谢有顺极好的人缘：

“总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吧，让我想想，有的有的，比如前段时间，我们文体部的一位ＭＭ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忽然对自己的‘文化’深度不大满意，在那里长吁短叹，发誓从今往后要猛看一些书，然后就幽怨地感慨：‘看人家谢有顺多有学问，办公室书堆得都当桌子使......”

“除了书多，谢有顺的另一个强项是口才好，在文体部恐怕也就是王小山可与一拼，如果这俩人同时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基本上大家就不用插嘴了，就咧着大嘴乐吧。他不但话说得妙趣横生，而且信息量极大，以致于每次中午出去ＡＡ，大家就会四处张望，谢有顺和王小山呢？叫上叫上。”

“比起他在批评界的声响，谢有顺在生活中的表现就太过从容淡定了，我倒盼望在他身上有更多的奇迹发生，让我结结实实地惊讶一回！”

作为评论家的谢有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常能道别人所未道，是为数不多的评论家中能谈具体创作，不罔发“理论嘘气”者之一。他的读者群之广，关注他的学者、作家、评论家之众，绝对是空前的。他的评论具有正义、尊严的批评品质，给当前浮躁的批评界注入了真实的声音。于是，在谢有顺的批评文字中，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题目：《写作与存在的尊严》、《写作是信心的事业》、《朴素的写作》、《写作与意义问题》、《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等，这些命题是关乎写作普遍性的问题，是他对写作者究竟要关怀什么的终极追问，也是每一个严肃的批评家必须解决并试图提供解答的方程式。但在谢有顺这里，“尊严”这个概念几乎成了他批评活动的关键词：“尊严，尊严，它是存在的品质，是写作的光辉；是名利无法动摇的，是死亡无法消灭的；是过去的光荣，现在的勇气，将来的希望。我们时代还有什么需要，可以大于对尊严的需求呢？”同时，他的评论具有敏锐、独特的艺术直觉，严厉、勇敢的自我拷问，在谢有顺的许多文章中，他经常表达的是一种“恐惧”、“怯懦”、“贫困”、“困难”、“孤独”、“烦恼”等反省内心体验和感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当今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的内心困惑。我想，这或许是谢有顺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如此地让读者喜爱他的原因之一吧。

著名作家贾平凹在评论谢有顺的人格魅力时这样说道：“当谢有顺在《小说评论》的专栏文章一篇篇发出来的时候，我到处打问着：这是谁？他终于从咸阳机场的大门里出来了，一个年轻得连胡须还没有长黑的后生，站在了面前，那一瞬间里我是哦了一声，如突然地被谁撞了腰。我不是不服一人的人，也不是见人便服者，但从那以后，我是那样地喜欢和尊敬着这个南方的小伙。……我之所以为谢有顺的出现而激动，是他的那一种大方的品格，他或许还没有飞到一种高度，但他是鹰，一定会飞得很高。前卫而不浮华，尖锐又不偏狭。如果说北方的评论家沉厚，注重于写什么，南方的评论家新颖，注重于怎么写，谢有顺却汇合了他们的长处，酝酿和发展着自己的气象。我和许多作家不止一次地交谈过，他是有着对创作的一种感觉，所以他的文章对创作者有一种实在的启发。”很多作家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觉得谢有顺的文字是真正能打动作家的，而不是空谈一些概念和名词。在中国，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很多，但能获得作家尊重的文学评论家就很少了，谢有顺肯定是其中之一。

谢有顺为什么如此受人关注？一句话，是因为谢有顺“活在真实中”。他勤恳，刻苦，气度宽广，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而他的批评文字，温润，有热情，具个人感悟，又有锐利的个人发现。很多大学生和研究生，都视谢有顺的文字为写作论文的典范，因此，谢有顺无论到哪里讲课，都会在青年当中引起反响。他是一个真实地面对自我和文学，并用心理解文学的人。

“冯牧文学奖”的授奖词是这样评价谢有顺的：“谢有顺的朝气、锐气和才气令人欣喜。他的写作保持着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品格，以鲜明的立论和泼辣的论辩介入纷繁的文学现状，表现了提出问题的眼光和勇气。他以犀利的思想评论见长，直面现代人的灵魂冲突，以批判的立场探讨当下复杂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矛盾，使批评呈现为一种激越、敏捷、具有冲击力的思想交锋。但同时，他也相对忽视了深入、细致的文本感受和艺术分析。”他获得由《人民文学》等单位颁发的“中国青年作家批评论坛·2005年度青年批评家”时的授奖词是：“谢有顺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年轻、最具才情和睿智的批评家之一。他的批评文字敏锐、简洁、犀利，透射着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切关注，对存在之途中种种疼痛与焦灼的深情体恤，充分展现了批评的学术品质与个人锋芒，并扩展了文学批评的精神疆界。他在2005年发表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等系列论文，对叙事伦理问题做了深刻而独到的阐释，其中对灵魂叙事热情而理性的张扬，表现了他对消费、经验和精神自闭的警觉，对于今天的写作如何进入更广大的灵魂世界、传承更灿烂的小说传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朱大可认为，“从终极关怀出发展开文学批评，这令谢有顺成为商业时代的一个独特的声音：犀利、无畏，并且饱含着内在的精神性。他的努力改变了新生代批评家的现状。 ”尤凤伟认为，“谢有顺总能一针见血地道出一些真言。 ”洪治纲认为，“在同时代的青年人中，谢有顺的智慧和学识几乎无人可攀。”格非说，“谢有顺为人的诚挚、文章的才华、道德上的勇气都令人钦佩。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我颇感到荣耀。”谢冕则说：“谢有顺谦称自己读书不多，但我以为他是很有准备的。其实他涉猎甚广，视野相当开阔，睿智、机敏且文采焕然。……我以为他具备了作为一个批评家最可贵的品质。”

确实，谢有顺是一位极具实力的文学评论家，从1992年（大学二年级时）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在短短的十五年时间里，已在《文学评论》、《新华文摘》、《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刊发表当代文学批评300余篇，总计200余万字。出版有当代文学批评个人论著十种。分别是：《我们内心的冲突》（广州出版社），《活在真实中》（中国电影出版社），《我们并不孤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话语的德性》（海南出版社），《身体修辞》（花城出版社），《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于坚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先锋就是自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此时的事物》（江苏教育出版社），《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郑州大学出版社）等。另外，正在撰写的著作还有散文理论专著《中国散文二十讲》（系中国作家协会2005年度重点扶持选题）等多部。

谢有顺还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优雅的汉语》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2005年度青年批评家”等奖项。同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一系列学术职务。近年，他曾多次赴美国、英国、日本及台、港、澳地区开会、访问、讲学。

谢有顺少年成名，影响广泛。由于近年他在学术上成果卓著，先后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众多名校为他虚席以待，有的学校，甚至还为他争得了相当丰厚的物质条件，就等他去报到了。但他说自己对广州怀着很深的感情，不愿离开，所以最终选择了中山大学。“我很感谢中山大学各级领导对我的厚爱，没想到，他们在几天之内，就办好了我的调动事宜。在此之前，除了教研室主任林岗教授和我见过几面之外，中大的其他领导，我都不认识。他们能有这样的胸怀，接受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到学校任职，令人意外。我想，他们这样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面对记者的采访，谢有顺总是很谦虚，总是说自己在学术上还只是刚起步，前面的路还很长，他得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走。当记者问到他是否会感到“声名之累”时，谢有顺说：“我这点声名算什么声名啊，何来‘声名之累’？在文学界，比我有成就、比我声名大的人，多得是，我的声名，根本不值一提。不过，我也知道，在很多人的眼中，我的批评道路算是很顺利的。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我表面的风华而已，很少有人想过，我走到今天，背后可能付出了比别人多出几倍的艰辛。”

确实，在谢有顺这样的年龄，经历过这么艰辛的人生的，并不多。他有一次回忆自己的读书史，听起来真是令人感慨万千：“我从小到大的学费，一多半是向学校赊欠的，仅仅因为我读书成绩好，老师才不急着追我交钱。进了大学之后，说出来很多朋友都不相信，我大学的后面两年，基本上是靠自己赚的稿费供自己读完大学的，没有再向家里要钱。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是发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福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相当不错了——谁会想到，1992年之后的福建，还有自己赚钱养自己读大学的学生呢。只是，稿费是不定期来的，有的时候，有好几张汇款单同时到，那我就可以请同学去下馆子了，没有的时候，一连几个月没钱来，那时我急得每天一下课就跑传达室，在汇款登记本上翻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以致后来连传达室的阿姨都熟悉我了，偶尔路上碰到我，都会主动告诉我今天有我的汇款没有。实在没有，一连几天吃馒头配白开水，也是常事。当时并不觉得特别苦，但在心里，在同学面前，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自卑。……这几年有记者来采访，总问我为什么那么早开始写文学评论，我没敢说出真实原因：当时最根本的动力是因为我要通过赚足够的稿费来供养自己读完大学——文学在一般人眼中，是高尚的事业，只言赚稿费，实在是难以启齿啊。现在看来，虽然好笑，却异常真实。”

可就是这样一个家境贫寒、人生艰辛的青年，通过自己的努力，短短几年时间，就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像是一个发生在现实中的神话。他的人生轨迹，值得大家玩味。而正如谢有顺自己所说，他前面的路还很长，假以时日，他一定还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传奇，在他所热爱的批评事业的上，他一定也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