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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底层民众的困境相比,中国上班族路上费时世界最长,这样的问题摆上“民生”层面似乎有些“矫情”。但是,如若你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一员,每天在黑压压的人群中 “挤公交”(“挤地铁”略好,至少不堵车),你就会感觉上下班是“每天最大的苦差”。那些有车族稍微好一些,不过也是从“人挤人”进化到“车挤车”而已。有人如此形容北京的三环路,上下班高峰期基本就是一个环形“停车场”。生活在大城市,大把大把的青春就这么耗费在了上下班的路上。
诚如《经济学人》分析认为,中国城市的拥挤是导致上班路上时间过长的一个原因。交通拥挤固然是一大重要原因,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市区畸高的房价把相当一部分白领驱赶到城市边缘的边缘。单纯看待“中国上班族路上费时全世界最长”的现象,这倒也算不上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关键是,这一现象背后集结了太多人们无法纾解的 “城市焦虑”。一些年轻的“白领阶层”开始体味到大城市生活的痛处,这些年轻的寻梦一代开始逃离他们昔日的梦想之地。
网络上,“逃离北上广”的呼声已经渐渐赢得了很多人的回应,二三线城市开始成为新一代年轻人发展的首选之地。但这也仅仅限于“呼声”而已,现实中,一线城市尽管有诸多不是,但它确实拥有二三线城市所不及的公平就业环境。在一些中小城市,如果没有关系、不通人情世故就只能和理想中的职位擦肩而过,那还不如在一线城市,至少可以靠本事生存,虽然活得比较艰辛。
学者吴祚来曾说,“我们失去了乡村,却没有收获城市。”的确,收获城市远远不是建设若干高楼大厦那般简单。或许,留住上班族们上下班路上的青春,多多少少也该算作“收获城市”的一个参考标准。(据12月17日 《东方早报》陈方/文)
很多人在被日子压得透不过气的时候,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可一旦认真考虑,又会放弃——或因逃离的代价太高,或因舍不得。
然而,有人来,自然有人要走。有人毅然转身,去寻找更理想、更适合自己的生活。
今天,当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正使劲往前奔的时候,我们想偶尔放慢脚步,倾听内心:为什么,有人想逃?
房子:跨不过的坎
“我是喜欢上海的,但这几年生活下来,过得好憋屈,离理想太远。”
在这座城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想要、或最终离开的原因很简单:买不起一套理想的房。单这个理由,似乎就很充足。
此刻,易欧就在做着离开上海的种种准备:辞职、将二手房卖出过户、将另一套小房子挂名出租、打包行李……不出意外,明年1月份她就会和老公回到武汉,再次安居。
名下有2套房的易欧怎会因为房价而“逃离”?
200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闯入上海,易欧看中的是日语专业在这里的发展前景。从当初300元/月租住“半间房”,到后来和男友合租全装修单元房;从两个普通外企小职员,到后来年薪20万……2007年时,她和老公觉得,应该买房了。
“我们无法‘啃老’,且存款不多,只能买首付不超10万,全价30万上下的房子。”当时外环九亭、江桥的房价也已近8000元/平方米。
公司补车贴,所以两人贷款买了花桥2800元/平方米的小复式房,房子总价35万,距离市中心正好35公里。
易欧的房子位于上海青浦、嘉定和江苏昆山的交界处,“花桥的手机信号很乱,一下是‘上海移动欢迎您’,一下是‘江苏移动欢迎您’,一所房子,能同时装0512和021两个区号的固定电话。”
糟糕的是,2008年易欧怀孕时才知道,花桥隶属昆山,宝宝出生后不能报上海户口。这把她急坏了,“可不能黑了孩子!”于是,在房市低迷的2008年底,她和老公又咬咬牙,贷款买了嘉定安亭黄渡的小房。
今年,两人本想“合二为一”,换套更好的房子,却发现房价涨得让人心寒。“理想的房子起码200万,一算还得贷100万,分30年还,一个月6000元。”易欧开始生气,自己和老公的收入已算所谓“中产阶级”,却要被一套房子压死!于是她决定:走人!
“我是喜欢上海的,但这几年生活下来,过得好憋屈,离理想太远。”她向往美国的那种自由的生活:地区间没有户口差别,一辆大车装上行李,就能从休斯敦呼啸到加州。但在人才如林的上海,自己永远只能是单纯的白领,“想想特别可怜。”“以前的人来了,定居。后来的人大批拥入,却没人离开,上海容得下吗?”所以她亦骄傲,因为走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
“我们渴望‘逃离’,渴望找个广阔的空地,暂时安放一下自己其实并不小的心灵。”
一个典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是怎样开始一天生活的?爱孕网编辑严淳兰亲身示范。
清晨6时30分闹钟响,她在浦东联洋某社区的群租房内醒来。这套三室两厅房,共被隔成9个房间9个家,她的私人空间仅8平方米,是客厅的一半。
洗漱要在与其他8房人争抢中完毕,刷牙洗脸上厕所千万要一气呵成,否则就会被租友“抢了地盘”。
然后她走出小区,车站上已黑压压站满一片人,沙丁鱼般挤进公交、地铁,又被连顶带挤出了站,马路上满目的行色匆匆。
严淳兰来到公司,乘电梯依然要等,还是很挤。来到办公室,诺大的空间又被分割成无数个小单元格,属于她的空间,还不及群租房内的一半。待到她下班之时,又是晚高峰之始。“就算心情挺好的,一路堵回去好心情都没了。”有时加班至半夜回家,突然有了兴致抬头望天,却失意地只看得到路灯和楼房。她怀抱一颗向往的心前来,却发现城市的繁华高贵并不属于自己。
“就算有私家车,傍晚你堵在高架上1小时试试。原本属于你的车厢私人空间,立刻变成禁锢你的‘牢笼’。”她并不羡慕。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城市人热爱旅游?为什么有人愿远赴边陲投身公益?因为城市的生活太挤迫,连心都被压缩,最好把自己变成一页薄片,才能插入密布城市的各处凹槽。我们渴望“逃离”,渴望找个广阔的空地,暂时安放一下自己其实并不小的心灵。
压力:让人无处可逃
“当这个城市所有人的脚步都匆匆忙忙,一路漫步看风景就成了不合时宜。”
格子间里的白领们,为晚上8点才下班找很多理由:过了高峰期的地铁不那么挤,或者饿过头了正好减肥。背后的理由却是:“别人不走,老板不走,我怎么走?”工作在上海,这就是常态。哪怕加班就是耗着。日复一日的浪费时光令人抓狂。即便如此,它依然好过郭颖实打实地“被工作压着”。
28岁的她已是公司的运营总监,但谈起这个光环下的实质,郭颖直接解释为“打杂头头”:“从行政开支到会议安排,再到市场活动、客户维护,所有和支出有关的大小事,都得我操心。”
郭颖不用每天义务加班,甚至上班迟到也没人管。但这种“小松小散”同时也意味着:她没有明确的工作、休息时间。工作到次日凌晨一两点钟是家常便饭;颈椎病发,套着项圈躺在床上时,她还要遥控市场推广活动的明细;难得休年假,维也纳的凌晨2点,却被上海客户一个电话吵醒,“但我一看到手机上显示的号码,立刻下意识把自己的声音‘调到’工作状态。”
对此,她只能无奈苦笑:“逃那么远,还是被工作追压。很多国外客户度假时,能真的把工作统统扔掉,但我做不到。”郭颖将之归结为环境:“当这个城市所有人的脚步都匆匆忙忙,一路漫步看风景就成了不合时宜。”
“其实无数次想过,我不干了!辞职算了。但又一次次跟自己说,咬咬牙挺过去!”每挺过一次,都有下一次,无休无止。而坚持和放弃的两难,最让她喘不过气。于是忙,忙到自己忘记挣扎。
听说公司要在苏州设立分部,郭颖很心动:那里的人走路都比上海慢,真羡慕。
物价:数字堆成的生活
“什么都是钱。宽带包月150元,吃个外卖10肆钱,水电费100多元……”
最近有媒体盘点“内地六城市生活成本”,计算上海、杭州、北京等城市的具体花费,结果北京跃居第一。
“上海的成本比这份数据高很多。”感冒了还坚持上班一星期的李琪终于躺倒在床上,电视机旁丢着一板残缺的阿莫西林胶囊。“我自己去药店买的,两种药花了50多元。”他已经几年没有去过医院,挂号看病实在贵得离谱。
2004年,山东人李琪考入上海某民办高校。5年后,他搬进了浦东一个10平米的房间,和室友共担每月900元的房租。
从毕业那天起,上海的生活就露出残酷的一面。李琪和同学合办公司,眼下生意不妙。平均每月收入不过1600元左右,开销却要2000多元,必须靠家里接济。
支出细节常常让这个年轻人烦躁。“什么都是钱。宽带包月150元,吃个外卖10块钱。房东收我100多元水电费,又不让我看账单明细。我只用电脑电视,为什么会费这么多?”今年上海居民用水价格从1.84元/m涨到2.80/m。
李琪在零陵路上班,为了省钱,他坐2元钱的黑车去地铁站,“绝对不能起晚,否则只能打车了。最近涨价,要18块。张江1路能到(张江高科站),但是半小时才有一班……”
上海的生活对已经工作了5年的外企白领Lynette来说,同样不轻松。Lynette在人民广场附近上班,每天打车回家,6公里的车钱涨到23块,晚上11点以后更是从最初的25元涨到30元。“我原来喜欢加班到晚上再走,因为那时候出租车好招,现在价钱涨得太厉害了。”
半年前,Lynette就有了买车的计划。她为此紧衣缩食,甚至不敢对看中的笔记本电脑出手。可是3.5万多元的上牌费令她再三退缩,这个数字比浙江一些城市高出几十倍。
买得起车,上得起牌,也养不起车。今年冬天,上海全面推行沪“Ⅳ”标准,93号和97号汽油的价格涨幅都超过7角每升。有车的同事早向Lynette叹过苦经:“高架上一堵车,心里就在为钱包发怵。单位边上寸土寸金,天天开车上班,停在哪里呢?”
去掉衣食住行,其他成本也让Lynette揪心:“朋友聚会,吃饭唱歌,婚礼红包……这些支出看起来可以砍掉,但如果连这些都没有的话,还如何能让人从内心在这里继续坚持?”
捏着工资单,Lynette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在涨价。从房价到有线电视费,从猪肉到食用油,上海居,大不易。“我就想着退休了,到浙江找个小城市,买套房子养老。听说浙江人养车一个月基本不超过1000元。”Lynette无奈地笑笑。
人情:冷暖自知
“每天只听到邻居的开门声、关门声,然后再无其他。”
“咔嚓”,开门声。“砰”,关门声。然后走廊里一片寂寥。
以上是成都人海蔓唯一能听到的邻居的声音。每当此时,她会感到无尽的孤苦,无依无靠。因为在家乡,“这样怎么可能嘛。”初到上海,这里人之间的交流就令海蔓退缩,想回家。
“第一次有上海的快递上门,我习惯性地和人家聊天,问他工作辛不辛苦啦,收入怎么样啦。在成都我们能聊上10分钟,但那天对方只对我说了三个字:‘快、快、快!’那是让我赶紧签名。我笔还没放下,他已经走了。”海蔓不知是错愕还是失落。
渐渐,她发现周围人都很注意自己的隐私,邻居平时不太走动,说话太热络反而遭遇冷场。再后来,她有点不知所措,怕遇到邻居,总是听到他们出门了才出去。“你能了解吗?就是不知该用什么表情去面对他们。像陌生人冷淡走过?像熟人般微笑?”
东北人小易第一次对上海感到诧异,还在大学一年级。那时的他豪爽不拘小节,饭卡、浴卡里没钱了,常常随手拿下铺兄弟的用。“他是上海男生,开始没说什么,有时急用也会向我借。”
但时间久了,小易开始觉出别扭:“每次他借用我的,事后都一分不少还回。我说不用,他就笑笑,可钱还是塞进我手里。”自己则从不记一顿饭刷了别人多少,但对方每次分厘不少的“还”,让他很不舒服。“这些举动就像一种气势在背后鞭策我。”于是小易留了心,后来在借饭卡后也以现金归还。
“可能上海人就是习惯不在金钱、利益上有瓜葛,但又讲面子。”小易虽然理解,但仍不习惯,“上下铺这么熟了,这些都不直说,太有距离感了。这时我就特别想回北方。”
当海蔓最终嫁入一个上海家庭后,她才体会到:在上海,这种点到为止的客气或计较,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可认识到这点,她花了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