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泅渡兹勃鲁契河

【苏联】巴别尔

六师师长电告，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已于今日拂晓攻克。师部当即由克拉毕夫诺开拔，向该市进发。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

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荞麦好似妙龄少女，亭亭玉立于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地名）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像雨水一般飘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深夜，我们抵达诺沃格拉德市。我在拨给我住的那间屋里，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还有个犹太男人贴着墙在蒙头大睡。在拨给我住的这间屋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布片，撂得一地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

　  “打扫一下，”我对那女人说，“你们怎么过日子的，这么脏，一家子好几口人……”

　  两个犹太男人应声而动。他们穿着毡底鞋，一蹦一跳地走动着，收拾掉在地上的垃圾。他们像猴子那样不发一声地蹦跳着，活像玩杂耍的日本人，他们的脖子一个劲地转动，都鼓了起来。他们把一条破烂的羽绒褥子铺在地板上，让我靠墙睡在第三个犹太人身旁。怯生生的贫困在我们地铺上方汇聚拢来。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我揉着肿胀的腿，躺到被褥子上，睡着了。我梦见了六师师长。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牡马追赶旅长，朝他的眼睛连开两枪。子弹打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到地上。“你为什么带着你的旅掉转枪头?”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着脑袋瓜开花的旅长怒吼道，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原来那个孕妇在用手指摩挲我的脸。

　  “老爷，”她对我说，“您在梦里又是叫又是踢。我这就给您的地铺挪个角落，省得您踢着我爹……”

　  她的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打地板上站了起来。她把那个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掀开。只见一个死了的老头儿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给切开了，脸被砍成了两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块铅。

　  “老爷，”犹太女人一边抖搂着褥子，一边说，“波兰人砍他的时候，他求他们说：‘把我拉到后门去杀掉，别让我女儿看到我活活死去。’可他们才不管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是在这间屋里断气的，临死还念着我……现在我想知道，”那女人突然放开嗓门，声震屋宇地说，“我想知道，在整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

（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红色骑兵军》）

【赏析】

这篇小说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大块：渡河前和渡河后。渡河前是一幅宏大的部队开拔场面，渡河后则是一间房屋内两三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空间由广阔到狭窄，给人一种头重脚轻之感。但正是这样一种结构，使得这个小说对于战争的描述从宏观转为微观，从外观事物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情感。这场战争的画面也因此变得清晰、立体，毕竟，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与痛苦，总是要分配至具体的、有思想情感的个人。这篇小说的前半部分是“车辚辚，马萧萧”的战争直观场面，被卷入战争的人多如蝼蚁，人命如草芥；它的后半部分则将视角投向了“爷娘妻子”，他们因战争所感受到的悲痛，无疑提升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丰富情感的人类，终究不同于蝼蚁、草芥。

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如果只停留在对于战争场面的描述，绝不可能进入伟大的行列。战争，说到底，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永远起源于人性中的丑陋，只有人性中的美才能彻底将其打败。在所有的战争中，人性才是真正的、唯一的主角。在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里，对于战争场面的直接描写并不多见，反而是人性中美与丑的争斗、交织俯拾即是。如《我的第一只鹅》里，“我”作为一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哥萨克（哥萨克是历史上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一些人群的总称，苏联第一骑兵军主要由他们组成）的鄙夷与奚落，为了融入集体，“我”不得不作出残暴的举动，将一只鹅活活踩死，“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咔嚓一声断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我”的行为虽然赢得了哥萨克的赏识与接纳，然而，“我”的心却因杀生而不得安宁，“一直在呻吟，在滴血。”在《盐》那一篇里，主人公巴尔马绍夫好心地让一个妇女搭上了火车，后来发现她是一个私盐贩子，就毫不留情地将其射杀。而在《泅渡兹勃鲁契河》这一篇里，那个犹太老头被杀的过程更是令人动容：他临死还关怀着女儿，杀他的人却残酷无情。

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人性，多么美，还是多么丑陋？战争是展示人性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性既美到极致，也丑到极致。面对战争中的善恶争斗、美丑交织，巴别尔的方式是正确的：他选择在自己的作品中沉默。他既不在小说中插入议论，也很少让小说中的主人公流露情感。《泅渡兹勃鲁契河》这一篇里的“我”，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形象。

《红色骑兵军》一书很多都取材于真实事例，它没有成为纪实报告，除了精心地安排结构、选取场景，巴别尔还发挥了他高超的语言技巧。巴别尔要求自己的语言“必须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除了精准，他的文字也极为洗练，寥寥数笔即将事物描述得形神兼备。以文风简练著称的小说大师海明威自称，巴别尔在这方面做得比自己更加出色。但真正拓展了小说空间，加强了小说张力的，还是那些奇妙无比的比喻与散发着浓郁诗味的句子：“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断柱像凶悍的老虔婆抠到地里的小手指”（《意大利的太阳》）、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的、无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充满渴念的玫瑰在黑暗中颤动。苍穹中燃烧着绿色的闪电”（《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这样的句子不仅极耐咀嚼，且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中和了小说中的写实成分。

巴别尔的才华还表现在对于相互矛盾的事物的融合上。如上文中提到的，他能够将人性中的美与丑，在同一画面中自然地交织在一起。在《泅渡兹勃鲁契河》这一篇里，巴别尔将紫红色的罂粟花与好似妙龄少女的荞麦并列在了一起；在描写完白桦林上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野花似锦的山冈后，紧接着就写道太阳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在“我”从一个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梦中醒来的一瞬间，感受到的便是犹太女人柔和的摩挲……这样的写作手法在小说中运用得如此普遍而纯熟，既缘于巴别尔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也缘于他独有的天才与魅力。

在《红色骑兵军》里，巴别尔没有塑造战争英雄。他笔下的哥萨克勇敢又懦弱，机智又愚钝，既幽默纯真，又粗鄙下流，有时富于同情心，有时又残忍如野兽……巴别尔在作品中向往着崇高与美好，却也决不回避污秽与阴暗的事实。《红色骑兵军》里的几个小说发表之后，巴别尔招致了骑兵军统帅布琼尼的怨恨。他虽未马上遭到迫害，却在1937年被捕入狱，并于1941年被枪决。写活生生的人，赤裸裸地披露人性中的本真，却使巴别尔的作品得以永生。（作者：江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