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翀走出探花郎 

    地处东莞北部东江之畔的中堂镇，有一个名叫“凤涌”的村子，又写作“凤翀”。“凤涌”是凤凰栖息的河涌；“凤翀”则是凤凰振翅直着向高空翱翔。两种音同义不同的称谓，都跟吉祥高贵之鸟——凤凰相关。也许是因了这个吉祥地名的预兆，也许是汇聚了浩浩东江的风水地气，村中走出了一位万人仰慕的探花郎——陈伯陶。

  村子正中并排坐落着两套灰褐古朴的清代建筑——陈氏宗祠和胜起家祠。两祠均为三间二进合院式布局，砖木结构，硬山顶，台梁式与穿斗式木作梁架，镬耳封火山墙。2004年就已经被列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胜起家祠就是清朝光绪年间探花陈伯陶的故居。现在，这里的两祠既是凤涌村史馆，也是陈伯陶生平史迹陈列馆。全部内容分为五个专题，图文并茂加实物陈列，全面介绍了陈伯陶一生求学为官经历，功过毕见。同时有陈氏家族细致翔实的繁衍迁徙情况。前三个专题陈列在家祠内，后两个专题陈列于宗祠里。

　　探花祠门前是一口足有几亩地面积的大池塘。眺望远处，当年应为一片开阔的农田，如今已是工厂林立、企业商场连片。祠堂是典型的清代岭南风格建筑，门上的“胜起家祠”四个蓝色楷体字还保存得很完好。“胜起”，是陈伯陶祖父的名讳。四个字则出自两名广东探花之手，“胜起”二字由陈伯陶手书，“家祠”二字则出自顺德探花李文田之手。李文田是陈伯陶父亲的挚友，咸丰九年的探花，官至礼部兼工部右侍郎，从家史画册上看，两人关系亲密并多次合影，可谓为忘年至交。陈称李文田为师，师从李学习书法，因此“胜起家祠”虽为两人手书，结合得却天衣无缝。家祠大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纶索承天宠”，下联“文章蔚国华”，横批为“探花及第”。踏进大门，迎面而立的是一尊呈紫褐色的陈伯陶塑像，须发飘然，目光炯炯，审视着进进出出的参观拜谒者。左右是厢房，正中后进是大堂，中间悬挂着“谊睦堂”大匾。家祠右边的陈氏宗祠大门两边的对联分别是：“颖川望族”，“粤海名宗”；横批：“三元及第”。后进大堂中间，悬挂着“德星堂”大匾。“德星堂”两边朱红立柱上是两副金字阴刻、记述陈氏世系源流的长联。

  陈伯陶生于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卒于民国年间（1930年），字象华，一字子砺，光绪元年（1875年）考取秀才，光绪五年（1879年）考取解元，13年后的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探花。据苏泽东编撰的《东莞题名录》载，他是东莞历史上唯一一位文探花。他少年勤学，生性聪慧，十岁便能背诵五经。某日，父亲的两位朋友方文炳与方应锡来访，夜饮，见伯陶夜读，就出了“半夜读书灯火细”的上联叫伯陶应对。伯陶应声对曰“三更饮酒月轮高”。听后，方文炳对方应锡说“此佳婿也”。方应锡即与陈家订立婚姻，把次女许配给陈伯陶。 

　　说起陈伯陶的学业仕途，陈列馆专题中称他“仕途通达”，还有人曾评价说他致身清要，一路顺达。实际上，他生当清末民初的多事之秋，很不顺达。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其生平史迹陈列馆资料显示，其一生的道路都是坎坎坷坷的。

  陈伯陶21岁中秀才，25岁获乡试第一名。他的老师、岭南名儒陈澧更以对联赠送勉励他“文章高似罗浮顶，科第连登会状元”。可惜，此话并未“一语成谶”。乡试以后，陈伯陶上京准备会试。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他的祖母刘氏和父亲间隔15天相继去世，陈伯陶只得回莞奔丧。此后数年，陈伯陶便以教书为业，用所得薪金供养母亲和弟妹，直至弟妹婚嫁完毕，到光绪十八年38岁的陈伯陶才复出应试。在殿试中他初置第一，也就是状元。然而在试卷中，他将“宣抚司”误写成“宣慰司”，因此被压在第十名之外。所幸得到咸丰朝状元、户部尚书翁同龢为他据理力争，谓此积学之士，方改列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国史馆协修、总纂，武英殿校理、文渊阁纂修，宪政编查馆一等谘议等职。后出任贵州、云南、山东乡试副主考。后来又被授江宁提学使、江宁布政使。按今天的官本位级别说，陈伯陶也算得上一个副省级高官吧。但是他生不逢时，自然命运多舛。

  他高中探花的那一年（1892年）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好年景，30年洋务运动积累的改革成果，被3年后的一场甲午海战打了个精光；再2年后的戊戍变法，又仅仅维持了107天就宣告结束，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维新自强的机会。所以，陈伯陶他们那批官员的仕途异常艰难，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和建树。

  甲午战争爆发时，李鸿章听说英国暗助日本，就派陈伯陶到新加坡侦探虚实。光绪二十年（1894年），陈到达新加坡不久，便得知日本攻陷大连、旅顺、威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是，陈伯陶返国。1898年，李鸿章与英酋戈登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及香港周围的235个岛屿租予港英当局99年。陈以资政大臣、国史馆总纂身份参与了这一事件。此事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卖国事件之一，但陈伯陶自认此举乃“剜肉医疮谋国计”（陈伯陶诗词）。在那积弱难返、列强环伺的时代，为求“全国”，李鸿章、陈伯陶们没能找到更好的处理办法。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该条约又成了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主要法律依据，功过是非，孰与评说？

  庚子之乱时，陈伯陶得知慈禧挟持光绪帝逃奔西安，就从东莞起程千里迢迢赴陕西护驾。中日和议达成后，随同帝后返京。1905年，入值南书房行走。其后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授江宁提学使、江宁布政使。在此期间，他协助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在六朝古都南京创办国内首个培养侨生的高等学府——暨南学堂，也就是今天广州暨南大学的前身。目的是培养华侨学生的国文及国语等，陈伯陶更以提学使身份，兼任暨南学堂监督，亲自制定办学章程和经费预算。“暨南”二字也是他亲自取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远传播到五洲四海。他与中国教育的深厚渊源，由此可见一斑。1911年，他任广东省教育总会长，此时正值辛亥革命期间，陈伯陶献计逮捕国民党人，革命军攻破广州，他逃往香港九龙，从此淡出官场，专心著述。民国初期，他不应内阁总理熊希龄、广东督军龙济光、广东省长张鸣岐等征召，拒绝复出。但在1922年，已被废的清帝溥仪大婚，他却带上一万元礼金，跋涉万里到京“跪请圣安”。1928年，震惊中外的清东陵盗案发生，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被盗掘一空，七十多岁高龄的陈伯陶痛哭流涕，筹款数千元，送往天津溥仪处，作为修复陵寝之用。遗老之心，可哀可叹。1930年农历八月廿日卒于香港，终年76岁。其一生著作甚丰，有《孝敬说》（三卷）、《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卷）、《东莞县志》《瓜庐文剩》《瓜庐书剩》等，其中以《胜朝粤东遗民录》《东莞县志》最有价值。

　　清朝初期，文字狱之风尤甚，晚明史料及明遗氏的著作所剩无几。陈伯陶从方志、史乘、族谱、专集中广为搜罗、剔抉爬梳，搜集明朝遗氏312人，将其生平记录于册，成为后人研究明朝遗民必引之书。陈伯陶作为前清遗老，其忠君效主情怀从赴陕西护驾、为溥仪大婚送礼金等事件上可见一斑。陈伯陶“归隐”后的人生，似乎因为本质生命的回归，成了一曲高昂的咏叹调。他时常来到离住所“瓜庐”不远的宋王台，吟诗当哭，抒发内心之痛。并以此种心情，撰写《胜朝粤东遗民录》《宋东莞遗民录》《明季东莞五忠传》等书，彰显不屈之志。他又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清朝遗老，在香港创立学海书楼，以国学的传扬，对抗铺天盖地的新文化#革#命热潮与混乱的人心。在逆境中，他俨然归于本位，心态也越来越趋近于高人隐士。他在《春夜起坐》中云：“春寒睡苦短，推枕待天明。野火淡孤戌，村舂疏五更。风尖林鸟起，月黯路人行。老我心无事，敲门自不惊。”仿佛渊明再生。他对自己的家乡东莞，也因爱国爱家之心切，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组织数十人，博行采访，详加征引”，编撰出《东莞县志》98卷，此书“为历史上东莞志书之最”。“兴废莫问胡与华，海滨避世风涛赊。”他认为朝代变迁，除了那些忠烈之士值得称道外，“虽欠一死，后皆终老岩穴，无履新朝者”（《胜朝粤东遗民录·自序》），亦是节义之人，这就为他隐居九龙作了很好的注脚。他不愿看到朝代更迭、社会变革，虽有满腹文章，无由报国，只得避世著述，是他无奈而最好的结局。陈氏生逢易代，矢志不事二朝，以遗民终老，即景寄兴，情调凄凉，易代之悲溢于言表。陈氏在诗中经常自比管宁、陶渊明，可见其重视个人的气节。如《九龙山居》二首其一：“布衣皂帽自徘徊，地比辽东亦痛哉。异物偶遇柔佛国，遗民犹哭宋王台。惊风蓬老根常转，浮海桑枯叶已摧。欲学此机狎鸥鸟，野童溪叟莫相猜。”诗中表达诗人孤独凄冷，心恋故主，身遁海滨，托古伤今，无限沧桑。陈伯陶所居官富场，即南宋帝昺的行宫所在处，宋王台即在附近。陈伯陶在港二十年，常集赖际熙、苏泽东、吴道镕等人到宋王台凭吊寄兴，曾辑有诸人之诗作，如《宋台秋唱》，流传至今，依然为后人津津乐道。又如《宋王台怀古》、《登九龙城放歌》诸作，都是他抒发朝代兴亡，感怀身世，忠于前朝而不仕新朝的气节。

陈伯陶学识渊博，所辑史志，搜罗赅备，有功文献，所作诗文，颇关心民间疾苦。生活于清末兵荒马乱、水旱频仍的中国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亦是司空见惯，作为诗人的陈伯陶继承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饱蘸着感情的笔触，在一些诗作中诉说了困难百姓的辛酸：“玄穹暗惨云四垂，喳喳老鸦绕树飞。破屋雪深一尺厚，居人瑟缩长啼饥。貂裘公子骢马肥，健儿俊仆纷追随。马蹄就冰不知冷，相约赏雪城南陂”（《大雪后出行城南》）。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这是陈伯陶思想光辉的一面。还有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值得探讨。陈伯陶敌视辛亥革命，甚至向旧僚告密搜捕国民党人，但他与孙中山先生的交情又非同一般。中山先生一幅流行于世的著名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就是写给陈伯陶的，并且前有“伯陶先生嘱”的小字题款，后有“孙文”落款署名。

　　综观陈伯陶一生，从少年勤学，师出名家到高占巍科，致身清要。始终效忠清室，敌视变革；入民国后，遁迹避世；一生有功文献，嘉惠学林……其功其过，后人自有公论。临终前一年（1929年），陈伯陶替乐善堂撰写的一副对联，也就是今天凤涌陈氏宗祠中其生平史迹陈列馆结束语中的那副陈伯陶手书墨迹：“乐以忘忧事由发愤，善而不伐志在安怀”，扼要地表达了他毕生的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