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红烛——为我的一位恩师画像

　　核心提示：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国文老师的形影，都已随风飘逝；但田秀峰老师的音容笑貌，仍鲜活如初——之所以如此，他影响了我对人生之路的选择。笔者试想：一个好的老师，不仅仅是给学生以丰富的知识；能够识别学生中的草和苗、并能把草变成苗而对其加薪助燃者，怕是教师中的智者和超人了。

 2008年与从维熙老师在《人民文学》主办的一次文学评奖活动上合影


　　感恩节的时候，我回忆起一位让我一生难忘的语文老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
　　1948年，我在河北通师附中读初中二年级，开学之后一位风风火火的新老师，走进了我们的国文课堂。他向同学们问好之后，开场白便惊呆了所有的同学。他说中国文学界有“三峰”，接着便在黑板上写下这“三峰”的名字：胡风、雪峰、田秀峰。正当同学们不解其意的时候，他直白地告诉同学：“胡风、冯雪峰的大名，你们一定听说过——我就是尾随其后的‘田秀峰。”我明白了，他是用“峰”与“风”的谐音，幽默地介绍他自己。
　　在我的学生生涯中，如此公开张扬个性的老师，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但就是这位不拘小节的老师，给予了我文学上的火种，让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从文之路。记得，这位田秀峰老师，在上作文课的时候，从来不出题目，而是让我们自由命题。他的理论依据是：同学们来自不同的生活领域，个性各异，都在一个命题下行文，难以发现人才。有人说他在标新立异，还有的同学则反串了“峰”与“风”的谐音之策，将“吾师”叫成“巫师”——给他起了个巫师的绰号。弦外之音，意在针砭田秀峰老师离开国文教学的常规。
　　当时，语文的通称为国文。学生们虽然已经不再穿长袍马褂，但思想还处于绝对的封闭状态。我内心则对这位老师十分欣赏，为了摸清他是不是“狗掀门帘子——只凭一张嘴”的巫师，便自动担任起福尔摩斯的任务。一天下课之后，我敲开了老师宿舍的屋门，借口是来补交作文课堂上没能完成的一篇作文。就在这天，我在他的书架上有了发现，一本题为《一串念珠》的书皮上，印有田秀峰的名字。对我来说，这个发现引起的震撼，无异于一声雷鸣，因为在我的学生时代里，这是第一次看见有个人著作出版的国文老师。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在上作文课的时候，他兴冲冲地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了我那篇补交上去的作文。更有意思的是：田老师在朗读我的作文时，全然没有了老师之尊，一会儿摇头晃脑，一会儿停步凝思，犹如一个大顽童，在与全班的同学嬉戏。此举，顿时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同学们有的笑，有的叫——唯有我的心跳如同擂鼓，因为此时此刻，同学们的目光都抛向了我——从小学到初中，虽然作文课也曾受到过老师的表扬，但没有被老师朗读过。多少年后，我感知从那一刻起，已然决定了我一生从文的归宿，因为我的文学潜能，在这一刻被田老师激活了，并得到了他的认可。
　　第二件难以忘却的事情，还是缘于作文。有一次自由命题，我写了一篇题为《桃花盛开的时候》。文中叙述了我童年时，与山村的小伙伴在遍山的桃花丛林中，叠垒石塔的悲怆记忆：一个绰号叫“小马驹子”的童年伙伴，是我们中间的头头，他不仅臂力过人，还曾有过骑着一匹没有马鞍的马，驰骋过家乡的北山，到山后一个村镇去看皮影戏的记录。可是当我们用石头垒起一个个石塔后，悲剧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脖子上长了一个疔疮，没过三天他就与世长辞了。他走了之后，让这个小小山村失去了宁静。有的乡亲说：他不该在山巅上垒塔，让山神背上驮着它，山神恼火了……有的乡亲说：那石塔正好对着他的家宅，冒犯了地下神灵，阴气便顺着地下中轴线进了他的家……我年纪小，心中没有那么多迷信传说，只是再看那满山桃花时，感到那些艳丽的花瓣如同浸染了血浆……我之所以写出这样一篇作文，全然因为通师附中院内盛开的桃花，勾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一段回忆。
　　田秀峰老师看了我这篇作文后，没有像上次那样在班上进行通读，而是拿着我的作文去找了我的家叔从陆人去了。家叔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在当时的天津大公报冯至、劳荣主编的副刊上，发表过模仿英国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体之诗作，此时家叔在此任教导主任之职。当天，我叔叔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并把我写的作文从抽屉里拿了出来，问我说：
　　“这真是你写的吗？”
　　我答：“叔叔，你该知道咱们村‘小马驹子’这个人呐！”
　　“他真的死了？”
　　“长疔毒死的！”
　　家叔告诉我：“这篇作文是田老师送来的。他认知你身上蕴藏着有待开发的文学细胞，我看了你的作文之后，也认同他的意见。你以后要多多向田老师请教，他是个有见识的国文老师。”
　　从此，田秀峰老师的宿舍，成了我常去的地方。他一边用拳头敲击着木桌，一边激励我要多读多写。他说他虽然不是算命的先生，但他能管窥到我的未来，极有可能是与文学结缘的人生。我仔细地搜索过他的书架，想看看这位老师有没有其他的著作，找了许久还是只看见他那本《一串念珠》；尽管这位老师难与胡风、雪峰相比，但他那百无禁忌、心口如一的个性，还是在我少年时播下了行文的种子和做人的罗盘。可惜，他只执教了我们一年国文课，就被调往了天津去任教了。一年之后，我也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求学，并于两年之后的1951年在报刊上发表了处女作。所以，我对这位老师给我的文学初步加薪助燃之情，一直牢记于心。
　　十分巧合的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一次我接受报纸的记者的采访时，曾提到了这段往事。不曾料想到的是，这篇记者的报导，被一个认识田秀峰老师的人，将报纸转给了他，他通过报纸给我写来一封长信，除了与我叙说别情之外，还用他年轻时任教师时的幽默，在信中问我：“我能算上个识别千里马的当代伯乐吗？”我给他当时任教的天津财经学校复信说：“田老师，您是一个杰出的教师，凡是好的老师，都是识马的伯乐；但您在我眼里，是伯乐中的伯乐，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我不是千里马，而是一条只会拉车的笨马，您把一匹‘笨’马，调教成奋蹄远行的‘奔’马，不是需要更多的人生智慧吗？！”
　　在20世纪之尾，田老师走完了他的人生长途谢幕辞世。接此噩耗之后，我曾寄去一纸祭文给老师的家人，以示深深的怀念。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国文老师的形影，都已随风飘逝；但田秀峰老师的音容笑貌，仍鲜活如初——之所以如此，他影响了我对人生之路的选择。笔者试想：一个好的老师，不仅仅是给学生以丰富的知识；能够识别学生中的草和苗、并能把草变成苗而对其加薪助燃者，怕是教师中的智者和超人了。这就是田秀峰老师对我和对语文教师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