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四品(续)》(6):三、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抗辽名相寇准
(2011-01-22 09: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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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
——抗辽名相寇准
寇准(962-1023),字平仲,宋初名相。在太宗、真宗朝中三度拜相。宋代三百年江山的延续,北宋中后期百余年歌舞升平的太平日子,在很大的意义上,要归功于此老。
寇准幼年早惠,志节过人。七岁登华山,顺口吟出的诗句:“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有着不同凡响的气势。十九岁中进士。赴考前,有人告诉他,宋太宗不喜欢录取少年人,要想录取,要多报年龄。他说,我想进取,就更不能欺君!初入仕途在巴东县令任上,劝民弃猎从农,推广新式犁头等先进的农业技术,又不苛取于百姓,以恩信示于民。征纳赋税时,只需在县衙门口公布乡里姓名,百姓主动按时交纳。被巴东人民亲切地称为“寇巴东”。入朝为官后,忠直敢言,《宋史》记有“挽衣留谏”的美誉:“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宋太宗称赞他说:“朕得寇准,如唐太宗之得魏征。”在四十余年的官场生涯中,他荐贤举能,扶正祛邪,不苟私情,深得民心。晚年被贬谪后,京城传有民谣:“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贬死雷州后,百姓折竹植于路旁,挂纸钱以祭之。后来,这些挂着纸钱的枯竹居然长出了竹笋,百姓以为通神,建庙宇以供岁时祭奠。
使寇准成为一代名相的,是在他主持下签订与北辽的一纸和约。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大军南下,长驱直入,主力直逼澶州(河南濮阳),距离首都开封直线仅 120公里。战报一日五至,朝廷震动。江南人王钦若鼓动宋真宗迁都升州(今南京),川人陈尧叟主张逃往阆州(四川阆中)。宋真宗当着王陈,就迁都征求宰相寇准意见。寇准佯装不知二人主张,说:“迁都必然亡国,谁为陛下出此策者,罪可杀也!”鼓励皇帝亲征。宋真宗不得已到了前线,登上澶州城楼。三军士气大受鼓舞,三呼万岁。宋真宗作秀后,把临敌处置权扔给寇准,找借口返回东京。后来,宋军的弩机射杀了辽军一员大将,辽军见没有把握取胜,不得不与宋朝议和。双方达成了“澶渊之盟”:一、宋辽维持旧疆,约为兄弟之国,辽主称宋真宗为兄;二、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三、双方人户不得交侵,边界上的城堡、河道不得增改。宋朝使臣曹利用前往谈判时,请示宋真宗可以接受赔偿的上限。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曹利用出宫后却被寇準叫住。寇準叮嘱他说:“虽有圣上旨意,但你答应的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我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回朝后,宋真宗问赔偿数目,曹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以为赔偿三百万,说:多是多了点,但终归没有割让国土。后来知道是三十万,大喜过望,把曹利用大大夸奖了一番。
“澶渊之盟”,虽是一个屈辱的和约,但自签订“澶渊之盟”到北宋末年的百二十年中,宋辽战事得以消弥,中唐安史之乱后饱受战乱涂炭的中原人民,有了一段休养生息的和平日子,因此受到后人的赞扬。稍后的王安石在《澶州》诗中歌颂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与从政时刚毅果敢的寇准相比,诗人寇准有着柔情如水的一面。寇准有以《江南春》为题的七绝、小令各一首,同写汀洲水色,情韵绵绵,委婉感人:
《七绝》: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萍香满东风起。日暮汀洲一望时,柔情不断如春水。
《江南春词》: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
《苕溪渔隐丛话》评论说:“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关于这首七绝,明代文学家杨慎的《升庵诗话》还记有这样一件趣事:友人何仲默素不喜宋人宋诗,曾说“宋人书不必信,宋人诗不必观。”杨慎就抄了寇准、张耒等三人的诗各一首。问何:“此为何人诗?”何氏读后说:“唐人也!”宋初人崇唐学唐,几失本性。寇准的诗在数百年后能让后人误读为唐诗,说明在袭仿唐人上,是下了功夫的。下面这两首诗,一写夕阳晚秋,一写日暮深院,诗意婉约,意境如画,有移唐入宋之功:
岸阔樯稀波渺茫,独凭危栏思何长。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
离心杳杳思迟迟,深院无人柳自垂。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
《全宋诗》收寇准古体、律、绝各体诗歌凡二百六十余首。《四库全书总目》云:“其诗乃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同时期的范雍在为寇准诗集作序说他:“平昔酷爱王右丞、韦苏州诗。”寇准的《塞上》诗中有“征人临迥碛,归燕别沧州”一联与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征蓬出汉塞,归燕入胡天”相似;《春日登楼怀归》中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两句,显然是化用韦应物的名句“野渡无人舟自横”。晚唐诗多穷苦之音,寇准的诗也多有悲秋伤老、清冷凄婉之调。而寇准的人生事业,却有过令人叹羡的辉煌。这或让人难以理解他诗词中的无边愁绪来自何处。难道说竟是为了学唐而作的无病呻吟?
其实,中国的官场,从古至今,不深谙中庸之道者总是难有长久的风光。寇准性情刚烈、行事无所顾忌,常因事与同僚争执不让。但好在寇准前期运气尚好,与良相同僚。吕端主掌相印时,寇准为参知政事,却经常越级直接向皇帝奏事。吕端大体持重,反让寇准分日轮值,同知政事。与毕士安同拜平章事时,有人诬陷寇准交连皇族诸王,寇准难以自辩,毕士安为之彻查清白,查办了诬陷者。但他的刚烈性情总是让一些人忌恨在心,所以他虽然几度入相,但仕途生涯,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澶渊之盟后,大臣王钦若就弹劾寇准,说他不惜把皇帝当作自己邀名贪功的赌注,最后还签订城下之盟,给皇帝留下耻辱。宋真宗听了谗言,将寇准罢为陕州知府。寇准在相位时,曾经提拔了一个叫丁谓的担任参知政事。寇准权盛之时,丁谓毕恭毕敬,奉事惟恐不周。一次宴席中,寇准的胡须上沾上些汤羹,丁谓连忙起身帮寇准擦去。寇准调侃说:“参政是国家大臣,难道要为官长拂须邪?”真宗晚年得病,刘皇后经常过问朝政,寇准进言要真宗传位于太子,并说丁谓、钱惟演是小人,不能用以辅佐少主。古人云“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又云“待小人宜敬,敬可化邪。”寇准的直率为自己种下了晚年的祸根。宋真宗后期,丁谓得势,寻机构罪将寇准连贬数级,先后降为太常卿、相州知州、道州司马,最后迁为雷州司马。雷州地处号为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当时是令人望而怯步的穷山恶水。寇准的那些充满悲情愁绪的诗,多是述发他在仕宦纷扰时的感受吧。
关于寇准俭奢的争议,颇令人困惑。《宋史》本传说: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常通宵达旦。而杂史《湘山野录》则称:公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寇准的诗友、隐逸诗人魏野的诗称赞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两种说法迥然不同,到底该听谁的?而为什么竟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寇准一首《蝶恋花》,写自己在官场仕宦经历,倒是以大写意的笔法,写出他荣华富贵的生活和踌躇满志的自我感觉:
四十年来身富贵。游处烟霞,步履如平地。紫府丹台仙籍里,皆知独擅无双美。
将相兼荣谁敢比。彩凤徊翔,重浴荀池水。位极人臣功济世,芬芳天下歌桃李。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记载了一段寇准与侍妾倩桃的故事。寇准罢相迁判河南府,在庭前以金钟自酌,有歌女至庭下,寇准令之歌数阙,赏以束绫。一束就是五匹,当时丝帛价格大约在每匹700-800文之间,比一石(120斤)米的价格还要高,唱几首曲子,赏钱相当于五六石米的米钱。以此观之,寇准确有点一掷千金的气派,而歌女嫌赏赐太少而不乐。侍妾倩桃在帘内看见,马上写了两首《呈寇公》的诗:
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风劲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诗中不无批评之意。寇准看了这两首诗,不愠不火,挥笔写了一首《和倩桃》:
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君休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从寇准的唱和诗可以看出,寇准放纵和豪侈的生活是他在仕途失志时,用以排遣自己胸中不平的一种方式。北宋大儒、《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他的家训中,也有“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将之作为奢侈败家的事例,为子孙之戒,可见《宋史》所载应当属实。那么,为什么杂史中的记录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我以为,一则寇准为官替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百姓乐于为之讳恶扬善;二则寇准晚年谪迁边远州府,回京述职时,寄居于僧舍或租房暂住,也属正常。
其实,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有着多重面孔,有忧国忧民的时候,也有纵情声色的时候。即使是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在当鄱阳太守的时候,与一个美丽清纯的歌妓,也有过一段令之难以忘怀的交往,离任到了京城,还不忘寄胭脂给这个女孩子,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