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雷锋

1982年夏天，在我们村的西头，郑大宝正坐在门槛上吃一根玉米棒。这时候，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他连忙喊老婆去收衣服，但是李家萍迟迟没有应答。他正要生气，却听见婴儿的哭声——李家萍给他生下了儿子郑少舟。郑大宝说，既然儿子生的时候又打雷又刮风的，就叫“雷锋”吧。

与生下来时的惊天动地相比，雷锋的童年多少有点平淡无奇。他总是挂着流不尽的鼻涕，总是对各种各样的昆虫充满兴趣。可惜，也许是条件的限制，他不但没有成为中国的法布尔，而且几乎所有的女孩都对这位毛毛虫专家敬而远之。童年的孤单使雷锋显得成熟，他坐在一年级教室的最后一排，仿佛永远心事重重。

也许当时，他正在为如何能够升入二年级而发愁，这已经是他第三个一年级啦。他看见窗户外面的石榴开了花，有几只黄蜂一直在忙碌。“黄蜂多快活！”他小声嘀咕。

“郑少舟，什么飞得又慢又低？”老师问。

“黄蜂。”雷锋答道。

班上的哄堂大笑并没有影响雷锋对黄蜂的观察。专心致志的观察给他积累了很多知识，所以在第三个一年级，他从观察家一跃成为发明家，终于有了领先西方基因移植学几十年的大成果。他将这个发现告诉了很多人，包括班上所有的同学，刚刚师范毕业的小王老师，大路上遇见的叫花子。但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最终，只有两个人对他的发现深信不疑，一个是我，一个是张晓曼的表弟尤福。

尤福的信任没有让雷锋感到自豪，因为他是一个先天性弱智。而我是班上的尖子生，语文第一名，我的信任让雷锋颇感风光，于是他很快和我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不久之后就将自己偷看李家萍洗澡的秘密告诉了我。

雷锋的发现是：把螃蟹的爪子拽去，用四只小树枝穿起来，三天后就会变成一只小老鼠。

我回去照做了，但是还没到三天，它就臭得爬满了苍蝇。我去找雷锋，他不屑地问我，“你家有属蛇的么？”

我爸我妈都是属蛇的。

“那不就对了，老鼠怕蛇，它哪敢变身？”雷锋得意洋洋地说。

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发现，他还带我参观了他的实验室。那是一个装鞋的纸盒子，里面住着一直瑟瑟发抖的小老鼠，旁边是一只黄色的蟹壳。雷锋说，“我家没有属蛇的，所以螃蟹变成了老鼠。”于是我就相信了雷锋，并且对他无比崇敬。

在我的心目中，雷锋已经取代了潘冬子的位置。与那位电影中的小英雄相比，雷锋更加亲切。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信心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就树立了起来，以至于小王老师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时，我毫不犹豫回答道：“做雷锋。”

小王老师狠狠表扬了我，她说，你这么小就有了这么崇高的理想，就知道要多做好事，为人民服务，真是难得，同学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我又站了起来，对老师说，“王老师，你错了，我不要做你说的那个死掉的雷锋，我要做活雷锋。”

小王老师说，“你现在好好学习，乐于助人，做一颗闪光的螺丝钉，就是活雷锋啊。”

我急了，大声喊道，“王老师，我不要做你说的活雷锋，我要做我们班的雷锋——郑少舟，他的小名叫雷锋。”

雷锋满意地点了点头，对我的宏伟理想表示认可。小王老师愣了一会，又问郑少舟，“你长大了干什么？”

“一个伟大的魔术师。”雷锋无比自豪地回答，好像刚刚参加了一个国际演出。

“你要表演什么魔术？”小王老师问。

“把你变成一只螃蟹。”

虽然当时雷锋的法力还没能把小王老师变成螃蟹，但是小王老师却用八个爪子以上的力度把雷锋暴打了一顿。

4、教授

马教授洋洋洒洒的几万字在本市几家报纸连载着，他对汉墓的论断看起来逻辑缜密，但是我还是推敲出几点破绽。夏天又到了，学校的期末考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原本散漫的学生都在老老实实地温书，整个校园笼罩在诡异的气氛中：所有的人都行色匆匆，时而喃喃自语，时而仰天长叹。我漫步在林荫道中，对时光的流逝充满感慨——马教授老了。多年前，我怀着对学术的崇敬，跑了100多公里去听他的学术报告。他对名噪一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那纯粹是一些无聊人的无聊之举，由于缺少考古发现的支撑，断代工程最终是自打耳光的蹩脚工程。”

我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马教授的同事和朋友。说朋友也许不合适，因为他毕竟比我大十几岁，学术又远远走在我的前面，准确地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除了事业上的提携外，他对我的个人生活也是关怀有加。他主动帮我和多位女士牵线搭桥，她们的身份五花八门，有年轻的女助教，有商场的电梯小姐，还有一个刚刚离婚的女派出所所长。我和那位女所长一见面就认出了对方——有一次，我正在大街上散步，她突然一个箭步上来，三下两下把我摁在地上。后来我被审讯了一个多小时，她要我交代杀害同学的经过，直到中文系主任亲自到派出所证明我的身份，她才确认我不是马加爵。

在马教授介绍的诸多女士中，除了这个孙二娘所长和我彼此没看上对方外，其余的都是单方面没看上我。女士们大多比较优雅，为避免我的尴尬，她们总会找一些很恰当的托词，“哦，对不起，预报说下午下雨，我该回家收衣服了。”虽然当时晴空万里，但是我还是对她们心存感激，我的自尊被一个个明显的谎言保护着。不过，这些女士一转身就会找不称职的红娘麻烦，马教授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指着桌上的一份杂志说，“他有才，你看，这里发表着他的论文......”她们指着大学者的鼻子骂道，“呸！你还是把你女儿嫁给这个大才子吧。”

时间让马教授变老，变得迟钝起来，他不再关心我的个人问题，总是对频繁露面的专家们充满抱怨。“一群学术小丑和骗子，校长就是没穿衣服的国王。”我谈起多年前听他报告的事，他愤愤不平地说，“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他们就把我排除到职称评委会之外。”

那次的即兴发言几乎葬送了马教授在学校的所有地位。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听着台下雷鸣般的掌声（鼓掌事实上是当时我们对反叛精神的拥护），他心血来潮，又详细介绍了自己亲自参与的一次清墓发掘。他说，发掘工作完成后，大家却为墓主的身份争得面红耳赤。争论的双方各章其说，以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为首的一方共有8人，认为墓主是个侠客，一生游走江湖，持一铁棍行侠仗义，人们为纪念他，死后亦将铁棍随主厚葬。而以马教授为首的一方（共有1人）却认为，墓主是一个太监，因其不是男儿全身，就寄意于两腿骨间的那根铁棍，男人没做成，至少还可以做个男鬼。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副所长说，“马教授，你这么坚持他是太监，难道是心灵相通，切身体会？你死后，也带根棍子去火化吧。”

“我当时‘嘭’地一拳把他牙打掉了一颗。”马教授在台上激动地说。会后他准备返回学校，但是由于对自己的报告过于满意，他就给自己放了一个星期的假去西安玩了一趟。

马教授心满意足地回了学校，看见学校的宣传栏上公示着职称评议的结果，他突然想起自己把年度职称评委会议给耽误了，就挖空心思地编了几条这一周的考察事项。他来到校长的办公室，对校长说，“接省文物管理局的电话通知，我这几天去北方参加了一次考古现场论证，所以没能参加职称评议......”

校长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没事，本来就没有通知你参加。你在某高校的报告害得我被教育厅的领导点名批评，考虑到报告事件的影响，你先退出职称评委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