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所著，中华书局，1999

这本书是写得较好的一本，用文体本身去谈一些实际内容，不像一些鉴赏方面的书自由发挥,我想这也是做学问的本质，就事论事。

拿到《隋唐文学思想史》，稍微熟悉一点的东西，总算有一点点底，不会像对着前面几本书那样白目了。读完，心里犯难了，虽说是文学专著，但是总归它是史，从编年排下，林林总总，都是熟悉的诗人，半熟悉的诗句，走到李贺，杜牧，司空图等等，时间也走到了晚唐，我需要思考什么？需要从这本书里得到什么？除了这样多伟大的诗人，那些曼妙的诗句，只是这些历史么？当然不是。
　　 此取唐太宗李世民一首小诗《谒并州大兴国寺》：“回銮游福地，极目玩芳晨。梵钟交二响，法日转双轮。宝刹遥承露，天花近足春。未佩兰犹小，无丝柳尚新。圆光低月殿，碎影乱风筠。对此留馀想，超然离俗尘。”我们知道唐太宗时期是一个竭力主张文学有益于政教，反对淫靡文风，提倡文质并重文学的时期。而就他们本身实践来看，爱写宫体诗的唐太宗及其重臣们给予了一种相反的导向。所以虽然在唐初官方导向下，唐文学转折期一起韩柳文风改革以及中唐时期推崇质朴尚实文风，绮艳清丽一直贯穿着整个唐代文坛。而且唐初和晚唐最甚。纵观各代，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其实很多朝代都是在建制初期和末年出现绮艳清丽的文风。人的本能，我想，一则求安，二则求饱。推翻腐朽堕落的旧王朝，建立起光明的新王朝。有句话讲“饱暖思淫欲”，实际上也就是建国后，人民摆脱水深火热，生活安定，自给自足。注意力不再集中在衣食住行，颠沛流离。那么生活中抒发的感情，关注的事物也转移到“香草美人”上了。对于美景，佳物的描述，加之幸福感极强的感情，当然就“绮艳清丽”了。而到了朝代晚期，人民生活再度受到威胁，文人士子，希望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而不得时，无奈之下只能“出世”，将注意力转移到花街柳巷，儿女私情或是游历江山上。因而“绮艳清丽”也又形成了。而朝代初与朝代末，这类文章的区别在于寄托感情不同。初期表达着一种，昂扬，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感情，而末期，从字间透露出一种伤感，无可奈何与绝望。
　　 每一个朝代，都有着每一个朝代的文化特质。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信仰，以及统治阶级的文化治国策略。说到秦，我们先想到当然是“秦世不文”。商鞅韩非之术的运用，以及整个第一次大统一后，构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陷入极端实用主义，只留下诏义奏议之文唯一应用型文字。时及汉代，统治者们吸取前世的教训，加之独尊黄老，与民休息，这给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环境。从而出现了“西汉鸿文”“经学文风”“复古文风”等等。入隋以后，又出现了像秦相似的文学空白期。我不禁要想，秦汉，与隋唐也许具有着高度的相似。秦而入汉，秦短命而汉长，短暂的“秦世不文”后是大汉丰富的文学繁荣期。隋而入唐，隋短命而唐长，隋朝的文学空白后是唐代绚丽的文学色彩。细看其间，秦继数百年的战乱割据，又面对战国旧势复出的威胁，集权意识空前，那么中央集权首当其冲便是文化集权，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国家也就安定了一半。所以“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后又以诸生“诽谤我，以重吾不德”焚书坑儒。断绝了最后繁荣秦文化的道路。在文字方面，他也重实用，黜文采，排斥了一切艺术。再来看看隋朝，它是以统治者颁布政令来进行文化导向的，隋朝值得一提的仅有两次文学主张，其中一次就是隋文帝的下诏改革文体。也是着眼于应用文。我想，秦始皇，隋文帝两位统治者都是为了约束公众言论，约束百姓的情感，从而达到治世的目的吧。可有时候，这样纯功利的文学反而适得其反了。
　　 文学长久以来都是人们的谈资。而其实从历史看来，我们读文学史，就能知道历史的大致发展变化。所以，文学作用巨大，掀起一层一层的历史波澜。直至近现代，也大抵此规律。只是建国初那几十年全国一片红色的革命文学，虽然热烈，激情高涨，但就文学发展而言，就显得有些过犹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