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提玄探骊得珠———陶敏教授访谈录

吴广平：陶先生，您是海内外著名的唐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专家。您为什么选择唐代文学与文献作为您的学术主攻对象呢？我们读了您的167 万字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知道您研究唐代文学与文献是从整理校注刘禹锡的文集入手的。刘禹锡的集子怎么会成为您治唐代文学与文献的切入点呢？

陶敏：说来也很简单，我这样做不过是考虑到自己的主客观条件罢了。我十九岁被打成右派，1978 年，我离开劳动生活了二十年的东北，回到湘潭师专任教，已年届不惑。二十年的右派生涯使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性格变得沉默内向，抽象思维已不活跃；不断变化的政治气候和报章杂志上的大而空的议论使我厌倦，视研究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为畏途。我很想做一点实际的事情，又觉得自己的记忆力还差强人意，逻辑推理的能力还比较强，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所以选择了古代文献整理工作作为科研的主攻方向。学校僻处湘中，信息不灵，资料匮乏，宋元以后文献多而难见，先秦文献易得却难有突破，只有唐代文献既易得到，又不断有新的史料发现，而集部的研究整理，正是清代朴学最薄弱的一环，唐代中小作家的研究，实际上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所以，我决定就性之所近和力之所及在这方面做点事情。这样一来，我和唐代文献史料的考据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扬长避短”的结果吧。

至于为什么先搞刘禹锡集的整理那就更简单了。当时湘潭师专的图书馆有一部文革中排印的《刘禹锡集》、一部影印的明刻刘禹锡《中山集》，一部《四部丛刊》影印的宋刻《刘梦得文集》，而刘禹锡集又是未经前人整理的，于是我就利用这几本书开始研究刘禹锡了。

吴广平：在您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出版之前，已出版了《刘禹锡集》的笺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和点校本（中华书局1990 年版），这是刘禹锡全集整理工作中的重大成果，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针对笺证本、点校本的疏漏和不足，卞孝萱先生曾在《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2 期发表《刘禹锡集整理工作综论》一文，指出刘禹锡文集整理工作今后努力的方向应包括五个方面，即佚诗应考、伪文应辨、校本应广、笺证应全以及序跋应辑。您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的出版，正好印证了昔贤所说的“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话。我们知道，您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全唐诗人名考证》，此书一出，即好评如潮，赢得学界广泛的声誉。您这部著作的修订版《全唐诗人名汇考》最近也已出版了。一般的读者可能会纳闷，研究《全唐诗》中的人名有什么用处？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撰写这部皇皇大著的起因及其价值。

陶敏：知人论世，是我国古代诗歌赏析研究的传统方法，也是我们今天解读诗文、探求诗旨的一种最为切实可行的方法。不了解诗中的人和事，就难以确切判定诗作年代，了解写作背景，做到真正的“以意逆志”。唐代的诗歌涉及的人物往往只称他们的官职、行第、身份等，而不直呼其名，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不同的人却因官职、行第相同而有相同的称谓，还有些人虽然知道了他们的姓名却不了解他们的事迹，这都妨碍了我们对诗的准确理解。其次，唐诗是研究唐代文学和历史的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全唐诗》收诗四万多首，其中有几千首诗被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名下，解开了其中的人名之谜，就不仅会大大增进我们对唐代诗人生平和事迹的了解，还有助于判定这些重见诗的真伪和作者。所以宋代以来的唐诗研究者都很重视诗中人名的考定，闻一多先生还专门开创了诗人“交游考”的写作体式。不过由于我专门从事人名考订，既广泛利用了传世文献，特别是姓氏书和佛道两藏，又充分利用了新出土的石刻史料，就能够比前人做得深入细致一些，考出的人名多一些，可信度可能也大一些，所以大家都愿意用。一本枯燥乏味的纯考证性质的书而能够得到修订再版的机会，这倒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吴广平：祝贺您修订新出了《全唐诗人名汇考》！这满足了广大唐诗研究者的渴望。陶先生，您是国内知名的《全唐诗》研究专家。您研究唐诗已经是轻车熟路，从事文献考据是您的拿手好戏。但后来您又参与了傅璇琮先生主持的《隋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且是主要的撰写者，又和李一飞教授合作编写了《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又主编了一部《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程》，您在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想法和体会呢？

陶敏：这里你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在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中华书局出过一部四本的《唐才子传校笺》，这部书是由傅璇琮先生组织全国著名唐诗专家做的，但由于有的作者对文献史料缺乏宏观的掌握和了解，书中还存在一些失误和不足，傅先生遂邀约我和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对它进行一次全面的订补。其结果就是我和尚君合作撰写的《唐才子传校笺补正》。1994 年，这部书稿作为《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学术界最先还是从这本书才了解我的。由于我全面研究唐诗及其中人名，对唐代文学史料和文学家事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所以傅先生决定编纂一部唐代文学编年史时，自然首先想到了我，正好我当时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所以才有后来的合作。

解放后的文学史大多采用分章节、按作家逐人评述的模式，人为的分割使读者难以了解文学发展史的真实面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采用了《资治通鉴》的编年形式，在广阔文化视野的大文学史观指导下，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的发展，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史料逐一编排，试图描绘出唐代文学发展变化的立体交叉、丰富多彩的画卷。但是，要为这些史料准确编年，弄清史料的真伪和时代是先决的条件，这就离不开文献考证。可以说，写进这部书的每一条材料都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和仔细的考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程千帆先生才称赞这部书“为文献学和文艺学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载体”（该书序）。所以这部书的写作不但没有离开唐诗文献考据，而且可以说是唐诗文献考据的继续和拓展。至于《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程》则主要是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编写的教材。但是，其中包含了我这些年来从事文献史料研究工作的许多经验和心得。用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的话说，就是“鸳鸯绣出从君看，亦把金针度与人”（书评标题）。所以，《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一书被几乎全国的高校，甚至国外的大学用作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生的教材或必读参考书，初版五千册已经售罄，即将修订重印，而《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程》也仍然在一些高校使用着，这也是一件令我欣慰的事情。

吴广平：您的由点到面、纵横驰骋的学术探讨精神与经验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总结。大家都知道，您最近几年来又已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唐五代笔记的整理与研究之中。您为什么要进行如此重大的学术转向呢？您研究唐五代笔记有哪些新的收获与体会呢？

陶敏：科研是创造性劳动。我常常记得程千帆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不要重复别人，也不要重复自己。”我在做完韦应物、沈佺期、宋之问、刘禹锡四个唐人诗文集的整理工作以后，感到唐人别集整理虽然还有工作待做，但那只是同一层次、同一水平的重复，而唐五代笔记大都没有经过认真的整理，是唐代文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所以我决定转向笔记研究。后来的发展没有使我失望，在整理过程中果然有许多新的发现：有的笔记实际上是伪书，如柳宗元的《龙城录》是北宋人伪造的；有的笔记真伪参半，如《玉泉子》八十一条中只有三十一条是真的；有的笔记如《北户录》还保存着唐以前的俗赋，而此前人们认为这些俗赋是20 世纪初在敦煌才首次发现的；有些原以为失传的笔记实际上还保存着，如《史遗》一书就保存在《桂苑丛谈》中，《贾氏谈录》还有保存完整的海日楼抄本传世等等。至于笔记中的文字夺讹、条目混淆的现象那就更多了。在研究的基础上，我撰写了十多篇论文，并且和湖南科技大学的同仁一道整理了一部《全唐五代笔记》，全书350 万字，包括笔记近150 种，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去年年底已经看过校样，不要多久就可以和读者见面了。欢迎你提出批评。

吴广平：您研究唐五代笔记确实有许多新的发现。我坚信您主编的《全唐五代笔记》出版后，定将以其收录的齐全、校勘的精审、体例的科学而引起学界的推重，成为唐代文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您僻处湘中，治学环境和条件并不如京沪等地学者优越，但您治唐代文史却常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因此，许多学者谈到您除了仰慕和敬佩之外，对您独处一隅却能做出超一流的学问也颇感意外。我想请您谈谈您的治学秘诀与奇招。

陶敏：我做的工作说不上“超一流”，但自信大都是别人没有做过的。古语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为人应当志存高远，为学也应当这样。大约因为目标定得比较高，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工作也就可能做得好一点。至于从事文史考据工作的秘诀，我只能推荐冯友兰先生的“全真透活”四字真言，就是史料的搜集要全，鉴别要真，理解要透，运用要活。20 世纪末的湘潭的确僻处一隅，资料信息十分匮乏。当时我搜集资料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充分利用能见到的资料，学校图书馆的古籍虽然不多，但我比管理人员还要熟悉它们，能够加以充分利用；二是广交学术界的朋友，争取他们的帮助，提供罕见的或新出的史料；三是充分利用外出的机会。1983 年暑假我第一次到南京，陪太太瞻仰了中山陵后，就一头扎进了南京图书馆。1986 年到南京参加文献学会的年会，只参加了开幕式，其他的时间我都泡在了图书馆里，许多书就是在那里看的。

要做好文史研究，光有史料是不够的，还要深入理解，善于鉴别和运用。这里，重要的一是要细心读书，二是要努力充实自己。不同的人从同一个史料中所获得的信息有多有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储备的不同。知识积累越丰厚，对史料理解就会越深透，就可能从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另一个就是读书细致与否的问题，你读书如果不仔细，不多动脑筋，很多问题就可能从你眼皮底下溜过去，史料的鉴辨、理解和运用就不可能做到“真、透、活”了。比如我读《全唐诗》里殷尧藩一首《送白舍人渡江》的诗，读到“横锁已沉王濬筏，投鞭难阻谢玄兵”时，就有了疑问。历史事实和诗中说的正好相反，不是“横锁已沉王濬筏”，而是西晋王濬的水师楼船冲断了吴国用来拦截长江的铁锁，顺流东下，消灭了吴国。那么，作者为什么要颠倒史实呢？联系下一句写淝水之战东晋谢玄打败北方苻坚进攻的史实看，作者应当是借以强调这时江南对北方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整个唐代并没有出现南北分裂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首诗不应该是唐人的作品。经过多方查证，终于发现这首诗实际上是明代初年史谨的诗，收在他的《独醉亭集》中间。以后在殷尧藩诗中又发现了宋人王柏、元人萨天锡、虞集、明人史谨、吴伯宗等人的诗三十多首，终于论定《全唐诗》中的《殷尧藩集》是一个明人伪造的诗集。现在进入了电子化、信息化的时代，电脑、电子书籍、大容量的数据库和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已经大大缩小了政治、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与偏远地区的差距。所谓“僻处湘中”，已经是过时的说法了。现代科技把人们推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资料来得太容易了。打开电脑，敲敲键盘，有关的资料就会自动汇聚到你眼前。你能看到的资料，大家也都能看到。在这种条件下，从事科研要做到能在众多研究者中间脱颖而出，细致读书，尽可能把自己的基础打得更加宽广和扎实，就显得特别关键了。

吴广平：陶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您福体健康，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