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1/middle/4e0a0da9gb23fdd08f2c0&690

http://s10/middle/4e0a0da9gb23fdfdb2659&690

镌刻有欧阳修生平的六块巨石

http://s9/middle/4e0a0da9gb23fef5a6478&690
http://s6/middle/4e0a0da9gb23ff106f495&690

2011年11月21日，我与友人刘天喜先生一起，游览了宜昌欧阳修公园，刘先生为我在欧阳修雕塑前摄影留念。在祖宗像前，我瞻仰良久，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夜不能寐，欣然命笔，以作纪念。

宋景祐三年(1036)，为范仲淹遭贬而斥谏臣，先祖欧阳修的贬官生涯从此开始。初贬之地夷陵，虽偏邑僻壤，却还他布衣本色。从宋景祐三年(1036)五月皇帝诏书（柳植拟文稿）下达，要求七月正式任夷陵县令，到宝元元年（1038）三月，皇帝下达免职诏书（王尧臣拟文稿），任乾德（今老河口市）县令，共有一年零十个月时间（实际上是五月份才离开夷陵县，不包括等待向新任县令办交接的两个月时间）。他体察民情，教民建瓦屋，增城栅，辟南北之街，作门市区，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乾隆二十八年（1763）《东湖县志》载：欧阳修“为政风流”、“教民礼让”、使夷陵“风移俗易”。

《欧阳文忠公全集》766篇诗文中，直接涉及夷陵的达140篇之多，约占全集篇目的20%。其数量之多，文笔之美，是所有生长或光临过夷陵的文化名人均不可与之匹比的。其中在夷陵贬所写诗歌近50首，文章近30篇。修翁为神奇秀美的夷陵山川形胜所吸引，常与峡州判官丁元珍等友人出游，或独自前往，遍游了夷陵的古寺、奇洞、清溪、名峡，写景抒情，情景交融，留下不朽的佳篇。如《夷陵九咏》、《黄杨树子赋》、《夷陵县至喜堂记》、《峡州至喜亭记》等作品，是对夷陵历史的真实记载，这些作品是夷陵乃至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的遗产。当时，年近30岁的修翁不仅博览群书，还深入到社会最下层，体察民情，广泛收集资料。经过充分准备，他于工作之余开始编写《五代史》。

他认为，以前的《十国志》比较冗杂，若要编写正史，需要大量删减。他与尹师鲁商量，正史不再分《五史》，而都写成纪传，应该大量删减，将《梁纪》并《汉周》修。“其他列传约略，且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待续，尽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而为二。”经过精心整理，终于使《五代史》成为一部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的编著。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历来为史学家和散文家所公认。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清人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评价《新五代史》时说：“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传记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

《集古录》中的有关部分是修翁为治理夷陵县事而从史料中摘录出来的有价值的编著，并将一些夷陵史上重要人物和事件汇编在一起，以便参考。他在编写过程中，查访到有一位叫何参的居士，家住县舍西，好学，多知荆楚事，便和他交上朋友：“荆楚先贤多胜迹，不辞携酒问邻翁。” （《欧阳文忠公全集·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使何参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为他编写该书提供了大量素材。他从史料中发现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于大历元年（766）也曾被贬夷陵别驾，与他的处境一模一样，政治地位也相当。大历六年（781）又以前秩转庐陵郡，正好在他的家乡（他在《醉翁亭记》中落款为“庐陵欧阳修也”），便作了详细的记载。到了晚年，修翁的《集古录》已多达一千卷。

修翁在后半生中，虽然政绩显赫，诗文盖世，但一直念念不忘夷陵。他对坐贬夷陵前文章的评价是：“三十年（岁）前，尚好文华，嗜酒纵歌，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欧阳文忠公全集·答孙正之第二书》）“一生风流半在兹”，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压力，对他的一生，无论是在政治上、事业上和文学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自己后来之所以能得锦文华章之美，正是由于在夷陵从逆境中受到了锻炼的缘故。难怪后来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以翰林改官江南时，他的友人就曾援引修翁的事迹劝慰他：“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袁枚：《随园诗话·卷一》）。

修翁在夷陵虽然任职只有一年零十个月时间，但由于他为夷陵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受到夷陵人民的爱戴。为了纪念他，后人曾在夷陵城内建有“六一书院”，院内设有讲堂和圣殿，一些景贤造士之辈汇聚在这里，拜读欧阳公的作品，查阅他所编著的史料，不少县令还亲自赴讲堂授课讲学，以怀念这位伟大的“六一公”。修翁当年在夷陵的遗迹，无论是至喜堂、甘泉寺，还是至喜亭等碑刻，早已片瓦无存。唯有三游洞中尚存他于景祐四年（1037）的题名刻石，全文是：“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欧阳永叔和判官丁同行刻石。”这一刻石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

修翁在京都汴京任馆阁校勘时，他的好友——在峡州（今宜昌）任判官丁元珍曾到汴京看他。丁元珍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与翁修一起到西陵峡黄陵庙，在禹王神像下进香。修翁刚下拜，禹王神像就点头回礼，邀修翁上神台就坐，在修翁耳边小声谈了好一会儿。出得大殿，门口一只耳石马忽而醒来，又与修翁讲了许多话。元珍心想，禹王神像也如世俗之人一样礼待馆阁修翁，真是神异的礼遇啊！

不久，修翁被贬为夷陵县令。来到夷陵后，见好友丁元珍也因故被削官为吏。政务之暇，修翁由丁元珍引导入峡观黄陵庙。一进禹王殿，修翁大吃一惊！一切如丁元珍所说的那个梦一样。禹王神像真的点头回礼，似请修翁上神台细语天机。大殿门口的只耳石马见修翁如遇知己，脉脉含情，难可离舍。修翁与丁元珍走出庙门，见前来敬香拜神的人越来越多。他想，禹王神像显灵虽然至此，但黄牛神助大禹开江治水毕竟是个传说而已，毫无真实的依据。人们居然如此这般信以为真，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虔诚祭拜，实在是一种“淫祀”。他无限感慨，吟下《黄牛峡祠》诗且题碑：“大川虽有神，淫祀本风俗。石马系祠前，山鸦噪丛木。潭潭村鼓隔溪闻，楚巫歌舞迎送神……”后来欧阳修回到京都任职不久，对自己擢拔的如意门生苏轼讲述了上述故事。

元丰五年（1082），苏轼被贬黄州，他应峡州宜都令朱君嗣之邀入峡观黄陵庙。进禹王殿后，见禹王神像真能点头回礼，殿门口果然有只耳石马。他读了修翁题于墙上的诗《黄牛峡祠》，想起了修翁给他讲述过的禹王神像显灵及只耳石马的故事，从只耳石马联想到恩师修翁与自己的被贬谪，不禁感慨系之。经宜都令朱君嗣的提议，苏轼把上述听闻和感慨熔铸成一篇短文《欧阳文忠公入黄牛庙》，刻石于庙，最早记下了禹王神像显灵及只耳石马的传闻。

修翁爱夷陵的百姓，爱夷陵的山水，也珍爱夷陵的物产。北宋以前，峡州就开始生产纸和砚，修翁在京师任职时就早有所闻。那时，他与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的官员交往密切。三司是掌管盐铁、税赋税租、户口田赋的部门，印发公文表格和户籍等同馆阁一样，都离不开纸张。但是那时所用的纸，全由河中府（蒲州，即山西永济县）供给。三司官吏孙文德，常常出入省试考场，见过许多试卷、帐籍和书册百家纸，惟独峡州纸不朽损，很耐用。因为峡州竹木茂盛，水源丰富，所以修翁在离开京师时，孙文德曾劝他多收藏峡州纸。

宋初，夷陵城就有了几家民间造纸作坊。造纸工艺虽然原始，但却较复杂。以竹木取出纤维，煮沸捣烂，和成粘液，匀置漉筐，板结成薄膜，稍干后再用石磙压制而成。修翁用过峡州纸后称赞道：“夷陵纸不甚精，然最耐久”，“天下帐籍，惟峡州纸不朽损”（《欧阳文忠公全集·峡州河中纸说》）。经过四年多的贬谪生活之后，回到京师，皇上又下诏书，将他迁升为集贤校理，即监察任免京师一般官员和缮写收藏各类文书等。于是，修翁利用此机会，下令“用峡州纸供公家及馆阁为官书”。

早在后周时期，夷陵城的工匠利用运输方便，从峡州毗邻的归州（秭归）运来优质大沱石料制作砚台。修翁在夷陵从事公务，不小心将一台用了20年之久的南唐歙州（江西婺源县）砚折损一角，深感惋惜。这台南唐歙州砚，是他在北方工作时从邻居刘原父那里得到的。刘原父有宝而不识宝，让儿子将它任意抛置一边，不以为然。修翁当时看见这“四方平浅”的砚石，石料上乘，制作精致，爱不释手，便向刘原父索要到手。

其实那时他也不知道是国宝，后来将它带到南方，经砚耕老者识别，才知道是南唐砚。惋惜之余，终于又购回一台大沱石砚使用，用后称赞道：“归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粗，亦颇发墨。归峡人谓江水为沱，盖江水中石也。砚止用于川峡人，世未尝有。” （《欧阳文忠公全集·砚谱》）两个砚台，两个产地，两种石料，两样效果。修翁作比较后认为，大沱石砚同产于历史悠久的歙州龙溪砚台比较，虽然要逊色得多，但它是归峡二州的自然资源，是一笔难得的物质财富，应该引起世人的重视。

修翁的母亲郑氏，世为江南名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20岁嫁给了比自己大将近30岁的欧阳观。修翁4岁丧父，守寡的欧母郑氏，以荻画地教子认字。景祐三年（1036），修翁蒙冤被贬为夷陵县令后，郑氏言笑自若，鼓励她的儿子说：“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在危难之时，母亲给予了鼓励和力量。于是，一家人从汴河穿淮河，入长江，经过120多天的跋涉，行程5590余里，十月二十六日抵达夷陵任所。

修翁来夷陵之前，就患有咽喉病，朋友曾劝他不要喝酒。途中尽管冒大热而履深险，有时修翁心情不好，也想喝几杯，母亲郑氏硬是不让修翁沾一滴酒，但到夷陵后，修翁受到了出乎意外的热情接待，州守朱庆基还专门为之修建居所至喜堂，母子俩高兴，都喝起来了。修翁在《再与尹师鲁书》中讲道：“老母旧不饮酒，到此来，日能饮五七杯，随时干脆，足以尽欢。修之旧疾渐以失去，亦能饮酒矣。”母亲郑氏的豁达，对逆境中的修翁有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修翁曾两次丧妻，第三位便是薛氏夫人。景祐四年（1037）三月，他告假到许昌续娶薛奎（官至参知政事）的第四个女儿薛氏。九月，薛氏夫人跟随修翁来到夷陵。修翁有四子，发、奕、棐、辩，都是薛夫人所生。枝江欧阳氏族为修翁长子欧阳发的后裔。景祐二年（1035），修翁的妹夫张龟正卒于河南襄城。由于妹妹年轻，无所依托，便携带张龟正前妻所生孤女归养于哥哥家。景祐三年，修翁遭贬，妹妹也只好随哥哥来到夷陵。妹妹寡言少语，足不出户，不仅为张龟正养女，还一心照料母亲和修翁已故胥夫人所生的儿子（未成年即卒）。修翁在夷陵时迎娶户部侍郎薛奎（卒于侍郎之职）之女为妻，妹妹都参与了操办。

据《欧阳族谱》记载，至今在夷陵仍有欧阳修的后裔。族谱介绍，欧阳家族曾有三次任夷陵地方长官。第一次是欧阳修堂叔欧阳颍（字考叔），他于咸平三年（1000）进士及第，官至职方郎中，曾任峡州（宜昌）军事判官，真宗时升任知州，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荆州），遂葬焉。可见，荆州一带之欧阳氏，多为欧阳颍之后裔。第二次是欧阳修，他在宋景祐三年（1036）因为范仲淹鸣不平，曾被贬，也任职夷陵，为县令，写有怀念堂叔的文章。第三次是明成化八年（1472），欧阳修的第20代后裔欧阳应春，再次任夷陵知州。五年之后，欧阳应春卒于官，其遗体由儿子欧阳普诚护送回江西安葬。然后普诚偕夫人刘氏将三子性恭、四子性勉带回夷陵。往来间，见地势与夷陵接壤，“且先祖六一公遗迹在焉”，于是在明成化十五年（1479）正式落籍枝邑，繁衍至今。

明成化二十年（1484），欧阳谱成公回江西扫墓，病亡于老家，葬地不详。当年，其夫人刘氏太君也病故，葬于枝江石宝山后东首巴山潭锅潭寺。二世祖欧阳性恭墓在今枝江市化肥厂所在地姚家港。关于欧阳氏族的来历，源远而流长。据修翁所编《欧阳氏谱》载，欧阳氏，原来是夏禹王的苗裔。至少康时，封庶子于会稽，过了若干代，越王勾践五世孙无疆被楚威王所灭，他的儿子蹄再次受楚封，住在乌程的欧余山之阳，成了亭侯。此后，子孙就以欧阳为姓。“凡六一公（欧阳修）所登录于通谱者，约九十一派。”“上下数千年，其间善作善述，代生达人。父子祖孙，共相辉映。”民国年间《欧阳宗谱》的修谱人姚星吾先生称欧阳氏为“古今之望族”。

如今的宜昌，百业兴旺，不仅有举世瞩目的“两坝一峡”即葛洲坝、三峡大坝和西陵峡，古老而神秘的“四人”即长阳猿人（化石）、秭归诗人屈原、兴山美人王昭君和神农架野人（之谜），而且享有“世界水电名城·中国动力心脏”、“三峡门户·川鄂咽喉”、“纯爱之城”的美称，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百强城市”、“中国城市生态环境竞争力20强城市”、“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中部最佳投资城市”等殊荣。

宜昌人没有忘记千年前的“父母官”欧阳修。为纪念这位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经学家、收藏家，宜昌市政府于2001年在中心城区辟地兴建了欧阳修公园，并规定为“永久性保护公共绿地”。公园占地1.1万余平方米，按宋代风格适园手法修建，设有欧阳修的雕塑、中心广场、长廊、游客凳、亭阁、九咏诗碑、古代式石球、青石板道路以及长青树木、花坛通道、灯饰、音响、彩石等，是一处融文化氛围和艺术景观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广场。

公园中心耸立着花岗石材质、高约4米的欧阳修塑像，镌刻“夷陵九咏”《三游洞》、《下牢溪》、《虾蟆培》、《劳停驿》、《龙溪》、《黄溪夜泊》、《黄牛峡祠》、《松门》、《下牢津》全文的石壁分列塑像两边。公园里的青石板路边，“一”字形地排列着六块巨石。分别镌刻有以“母教开蒙”、“学碑初举”、“洛阳结友”、“贬官夷陵”、“名动天下”、“为国荐贤”为题的图文，简要介绍了修翁的生平。

平心而论，该公园并不豪华气派，但是正好彰显了修翁布衣本色和质朴之风。他的无数后人应该引以为荣，因为他们的祖先受到了四百多万宜昌人的景仰。

欧阳修第38代孙：欧阳运森  敬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