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八月坊刻本。《御撰资治通鉴明纪纲目》即《通鉴纲目》，三编二十卷。大开本五册全，只第一册前两页左下边略有虫蛀（未伤字），卷四最后缺页。原封皮都在，品佳。尺寸为25.5×15.7厘米,5册厚4.7厘米。

    《明纪钢目》是清朝乾隆十一年，由翰林院大学士吏部尚书张廷玉等12位大臣编纂的一部大型史书，该书是乾隆四年七月，内阁奉旨编修，全称为《御撰通鉴》为二十四史之母本，其中《明纪》四册二十卷，它客观公正地记录了明朝的兴盛与衰亡。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记载了从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到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共276年的明朝历史。其编修过程是——
    初修：清朝从1645年始有修明史之议，顺治二年（1645）四月十一日（癸亥），御史赵继鼎上疏“奏请纂修《明史》，并博选文行鸿儒充总裁、纂修等官。”，五月，大学士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为总裁，设收掌官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但中途多次停止，杨椿回忆：“《明史》之初修也，在顺治二年，时……仿《通鉴》体仅成数帙。”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稳定，经济富裕，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康熙诏举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成立明史编纂小组，以徐元文为监修，张廷玉为总撰，加上“布衣”万斯同、范锡同等纂修《明史》。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八日，万斯同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是年二月冬熊赐履进呈《明史》稿416卷，但“上览之不悦，命交内阁细看”。
    再修：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王鸿绪以原官解任回籍续修《明史》，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鸿绪命其子图炜赍呈明史列传稿205卷，交明史馆收藏，志、纪、表未具，次年，鸿绪奉旨回京，御纂《诗经》，充省方盛典承修总裁官；又取初稿之志、表和本纪，略作删改，“或笔削乎旧文，或补缀其未备，或就正于明季之老儒，或咨访于当代之博雅”，继续纂修全稿，改旧志《河渠》、《食货》、《艺文》、《地理》，又改《大臣表上》为《宰辅表》，《大臣表》中、下为《七卿表》，删去《功臣》、《戚臣》、《宦幸》表。雍正元年（1723）六月十七日，王鸿绪进呈明史稿310卷，体例均备，七月十八日内阁将之交明史馆收藏。不久王鸿绪将明史稿刻为己作，此即《横云山人明史稿》，不具万斯同之名。同年八月十五日，王鸿绪即卒于京邸。张廷玉认为：“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密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 
    三修：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又开馆三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徐元梦、张廷玉、朱轼等为总裁，杨椿、汪由敦、吴麟等人为纂修，第三度重修《明史》，不久纂修官“它任四出，留馆者数人而已”，未有一卷史稿进呈。雍正五年冬，张廷玉命纂修官杨椿、汪由敦协力完成《明史》纂修任务，雍正六年正月，杨椿负责永乐至正德九朝列传，胡宗绪负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十二朝本纪由汪由敦与吴麟负责，至七月，杨椿“九朝列传”已经清誊校毕缴付史馆。乾隆四年（1739）《明史》终于定稿，七月二十五日张廷玉上表呈《明史》殿本全书336卷，十月八日，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按旧例颁发《明史》，准坊间翻刻，正式刊行。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算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刻成止，则历时九十五年，近乎一个世纪之久。乔志忠将官方纂修《明史》分为四阶段：顺治二年到康熙十七年为准备阶段，康熙十八年到四十七年为奠基阶段，康熙四十八到六十一年为废弛与中辍，雍正元年到乾隆四年是最后完成阶段。
    四修：乾隆四年，武英殿《明史》告竣之际，清高宗下旨仿《资治通鉴纲目》编辑《明纪纲目》，乾隆十一年成书。乾隆四十年（1775）高宗觉得《明纪纲目》考核不够精当，又诏修明史：“《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传信。”，复命查缴原颁之书，谕协办大学士英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乾隆四十七年（1782）《明史本纪》24卷成，被称为“明史本纪新刊本”，世罕知之，乾隆五十四年（1789）《明史》全书勘定成，并入《四库全书》。
    清廷虽下令开馆编修《明史》，但是明史馆一向结构松散。一般官员多为七品官，虽地位清高，但俸禄不多。因此常有开脱出缺的情况发生，编修人员也不一定每天到史馆报到，亦常因其它“外务”而中断，清廷对此并不严加管控，只视为新朝笼络中原士人之举。顺治九年（1652）傅维鳞曾描述当时“事既简静，偃息多闲”“悲岁月之流迈”“止类编实录”“所纂不过二十余年，止类编实录，不旁采，工无庸多”。
    康熙帝亲政后，政局尚未稳定，他曾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三藩之乱平定后，目标又转至河务与漕运，对于《明史》的修撰仍非首要迫切。《明史》初稿大部份成于万斯同之手，斯同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清朝经学家杨椿有言：“《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纪、传长于表志，而万历以后各传，又长于中叶以前。袁崇焕、左良玉、李自成传，原稿皆二巨册。删述融汰，结构宠肃，远在宋、元诸史上。”
    《明史》从结构上采纳了从《史记》开始流传下来的纪传体结构，一共分本纪24卷、志75卷、列传220卷和表13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论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史书。

一般认为《明史》是二十四史后几部史书中比较严谨的一部。清代史家赵翼（1727-1814）〈论诸朝正史之优劣〉曾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明史》有其明显的缺点：由于清代文字狱大盛，清帝下令销毁大量明朝文献，并极力贬低明朝史事，《明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要打个折扣，需要参看其他史书和明人笔记以及海外保留下来的少量资料。《明史》对纲常名教的宣扬和对明末流寇造反的痛恨，都达到极致。由于《明史》是清朝的作品，作者常常不得不用曲笔，就是隐瞒事实之真相。例如：清人（后金）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朝的事实；第二是清入关之后南明诸朝廷（弘光、隆武、绍武、永历……）长达20多年的历史，《明史》亦隐讳未书。康熙朝原批准将福王、唐王、鲁王、桂王附于思宗本纪，而康熙五十年爆发“南山案”后则禁止之。
     《明史》成于众人之手，编修时间又过长，魏源批评其列传之繁冗，认为“可删去十分之三”，而且指出“食货、兵政诸志随文钞录，全不贯串”，并否定此书出自万斯同之手。近代学者论《明史》之编修过程，往往对王鸿绪持有剽窃之成见，侯仁之则认为“两百年来王氏所蒙诬妄，从此可以释然矣。”。曾参与《明史》编修的汪由敦（1692-1758）则说：“王本列传，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心力，后来何能追躅万一，若存诋诽之见，非愚则妄。”，杨椿认为“王鸿绪史稿”乃攘窃徐元文之作，史实舛漏百出，“盖是非毁誉尚不足凭，不特纪志表传自为异同已也。”
     至于《明史》所不及见者，可参考《明实录》、《明通鉴》，谈迁《国榷》，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张岱《石匮书》及《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温睿临《南疆逸史》、徐鼒《小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查继佐《罪惟录》、刘湘客《行在阳秋》、蒋臣《桐变日录》、瞿昌文《粤行纪事》、全祖望《鲒崎亭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