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博物馆始建于1929年，原名“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是浙江省内最大的集收藏、陈列、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十万余件。其中河姆渡文化的陶器、漆器、木器、骨器和象牙制品，良渚文化的玉器和丝织品，越国的青铜器，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窑口的青瓷，会稽古铜镜和湖州古铜镜，明清浙籍书画家的作品等，均为闻名遐迩的文化瑰宝。

目前，浙江省博物馆设有《越地长歌》《钱江潮》《非凡的心声》《意匠生辉》《十里红妆》《青瓷撷英》等基本陈列，以丰富多彩的历代文物和独具匠心的展览手法，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浙江古老悠久的历史。

（以上文字来自浙江省博物馆官网）

“越地长歌——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厅位于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地面一层，是浙江省博物馆最具特色的展厅，按时间顺序分为“文明曙光”、“古越王国”、“三吴都会”、“东南翘楚”、“繁庶两浙”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文明曙光”带我们走进史前时期的浙江，在1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浙江境内已有人类活动。

从1万年前开始，钱塘江两岸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依稀勾勒出南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演进的大致脉络，并在世界稻作起源的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在北岸地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形成了相继承关系清晰的发展序列，到良渚文化时期，浙江成为中国大地上文明气息最浓厚的地方。或者换一句话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这是已出土的中国年代最早的独木舟，它把浙江文明史推进到8000年以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文明发祥地之一。这个独木舟只是复制品，原件存放在位于跨湖桥遗址附近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陶钵】河姆渡文化是浙江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它与良渚文化并称为史前双璧。河姆渡人过定居生活，住干栏式房屋，种植水稻，养猪、羊等牲畜，主要生活用器是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这件“猪纹陶钵”，是1977年出土的。该陶钵器形相当完整，俯视呈圆角长方形，斜腹平底，堪称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中的珍品。从外观上看，整件方钵呈黑色，属于河姆渡文化典型的夹炭黑陶。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钺】遗址中大量玉器的出土，使玉器几乎成为了良渚文化的代名词。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地区拥有制玉传统的部族中，独占鳌头。上图这件“玉钺”，1986年余杭反山墓地出土，刃部上下角上各雕琢完整的“良渚神徽”图像和鸟纹，正反两面对称。在玉钺上雕琢图像，为良渚玉钺所仅见。玉钺是当时权杖的标志。拥有此玉钺者应是一位集王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的显赫人物。

【三叉形玉器】是良渚文化玉器中造型最为独特的器物，其基本形制为下端圆弧，上端为对称的方柱体平头三叉，有的还雕刻着神秘、繁缛的纹饰，蕴涵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迄今为止，仅在良渚文化分布中心地区的大型墓葬中有少量出土，因而越发显得稀有而珍贵，是良渚社会上层权贵们所专有的礼器之一。

【良渚刻纹玉璧】这种有刻纹的玉璧极其罕见，以往曾见于流落国外的报道，此器的刻划符号与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玉璧上的刻纹甚为相似，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良渚文化刻纹玉璧，意义非凡，弥足珍贵。

【玉琮】是良渚文化中的典型玉器，这件玉琮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琮体四面各琢刻一完整的兽面神人图像。兽面的两侧各浅浮雕鸟纹。此玉琮是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

第二部分“古越王国”带我们领略先秦时期的浙江，这一时期在浙江大地上生存着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民族“於越人”。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於越人形成了许多与中原不同的文化风俗与特点，印纹硬陶、青铜工具和土墩墓成为其突出的文化物质特征。

【西周印纹硬陶罐】印纹硬陶又称硬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南方地区首先出现的一种陶器。西周是印纹硬陶发展的兴盛时期，印纹硬陶的胎质比一般陶器坚硬，与原始瓷器较为接近。

与北方中原地区大规模制造青铜礼器不同，於越人将珍贵的青铜用于制造各种生产工具，青铜锛、青铜釿、青铜斧、青铜铲、青铜镰应有尽有！此外，还有青铜兵器、青铜乐器，当然更多的还是青铜生活用具。【西周龟纹青铜盂】是在浙江省长兴县上草楼村出土的。盂是一种水器，器身所饰的C形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龟纹饰在青铜器上，这在南方也是罕见的。

【春秋凤鸟纹青铜插座】插座由承插柱、座体和垫脚三部分组成。这种类型的青铜插座，不见于浙江地区，而在楚文化区域内，却是习见。从中可以看到楚文化对越地的强烈影响。

【春秋伎乐铜屋】浙江省绍兴县鉴湖镇坡塘306号墓出土。房屋模型铸造精致巧妙，色泽莹润悦目，在同出的众多青铜器中堪称翘楚。此种形制的房屋模型在青铜器中仅此一例，对研究古代南方房屋建筑、音乐史以及越人的精神生活均极具价值。所以，它也是浙博镇馆之宝，可惜我拍得不太清楚。

【西周青铜铙】铙是一种打击乐器，出现于商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发展到西周中期最终被另外一种乐器——甬钟取代。

【战国编钟】钟和铙一样，也是一种打击乐器。由铙演化发展而来，广泛运用于祭祀、宗庙和战争中。

第三部分“三吴都会”展示的是秦汉六朝隋唐时期的浙江，秦统一后，这片越人故土纳入帝国版图，自秦至唐，浙江经历了由低速逐步高扬的发展时期。

【青铜画像镜、神兽镜】浙江是青铜镜之乡，大约在西汉中叶，浙江出现了青铜镜铸造业，到东汉，会稽郡已成为全国铜镜铸造业中心。会稽铜镜中的画像镜和神兽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是独创一格的。三国时期，当中原铜镜生产走向衰微之际，浙江的铜镜生产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古代世界绝大多数民族长期徘徊在陶文化阶段，只有中国在印纹硬陶、原始瓷的基础上发明了成熟的瓷器。这件【越窑黑釉熊形灯】是东汉的寺院藏品，上虞百官出土。

汉唐时期的江浙瓷器，根据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四个系统，其中，越窑所烧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这件【越窑青瓷墓志】是唐代的，墓志呈方形，四角微委，面微拱。正面刻278 字，反面刻36 字。其中有大和六年的纪年。

第四部分“东南翘楚”讲述的是五代宋元时期的浙江，盛唐之后中国进入了躁动不安的五代十国时期，浙江地区由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统治。对于浙江而言，这是一个相对安宁而发展迅速的时期，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大发展，成为“东南翘楚”。

 

【铜阿育王塔】五代十国末期，吴越国境内佛教大盛，末代国王钱弘俶，毕生崇信佛教，奉佛至诚至虔，至死不渝。在他为王的30年间，吴越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而钱俶崇佛最著名的事例，是他效仿印度阿育王造了八万四千阿育王塔。“八万四千”当然并非实指，而是极言其数量之多。这类小塔多为铜制，相传作藏经之用。

【北宋贴金彩绘石雕经函】应该也是作藏经之用。该经函通体浮雕，墨笔勾勒，敷彩贴金，纪年明确，制作精工，在国内发现的同类经函中亦属精品之列。

【北宋识文描金堆漆檀木舍利函】顾名思义，它也是用来供奉高僧的舍利的。这个舍利函上的图案特别的精美，是宋代漆器标志性器物，在国内发现的漆函中也是独领风骚，堪称国宝。

【南宋“湖州石家上色青铜照子”铜镜】浙江的铜镜业在经历了汉代会稽郡的辉煌后，到宋代，又出现了制作精湛的湖州镜。湖州镜始铸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南宋初期和中期，成为宋代铜镜的典型代表。宋代铜镜从繁褥华丽的风格趋向于平淡简洁，南宋湖州镜几乎没有花纹，仅在镜背刻铸作坊主姓名等内容。这种招牌式的镜铭，是南宋私家铸镜的特点。

【南宋绍兴五年衔环铜虎】卧虎，虎双目圆睁突起，双耳竖立，虎口衔环。四足伏卧，两前肢叠握，尾略下垂并甩至一侧。铜虎神态温和，制作精巧。

【南宋官窑陶祭祀器残片】南宋官窑是宋室南迁后为为朝廷烧造陶瓷器的窑场的统称。这些土黄色陶器残片质地细腻，器表大都模印繁缛的饕餮纹、夔龙纹和雷纹等，它们是根据朝廷的特殊需要而定向生产的陶质祭器。

【龙泉窑青瓷】龙泉窑不是官窑，而是古代著名的民窑。龙泉窑始于五代，盛于南宋和元，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右上角那个“元代龙泉窑舟形砚滴”设计巧妙，是一件难得的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龙泉青瓷精品。据说也是浙博的镇馆之宝之一。左边那个瓶子是“元代龙泉窑青瓷缠枝牡丹纹双耳瓶”，然后是“青瓷龙纹双耳罐”、“青瓷龙纹罐”，下面几个大小不一的应该都是青瓷碗。

【元代铜火铳（上）和铜权（下）】火铳是中国元代和明代前期对金属管状射击火器的统称，有时又称火筒。火铳是中国古代第一代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它的出现，使火器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权，即秤锤，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计量工具，无论手工业或是商业活动中经常要用到。

最后一个部分“繁庶两浙”展示的是明清时期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

【明代“王士琦金带板”】这件金器是在临海张家渡石塘山王士琦墓出土的。王士琦，明万历年间进士，曾参与援朝抗倭，功勋卓著。后来，他担任临安节度使，相当于现在的浙江省省长。明朝一位省长的墓里陪葬有这么多的金器，可见当时浙江经济的繁华。

【清代三品文官补子】“补子”是指明清两代官员朝服的前胸与后背上装饰的方形图案，不同等级的官员补子的图案不同，而文官和武将的补子又不同。文官的补子用飞禽，武将的补子用猛兽。这上面的图案是孔雀，是三品文官的补子。

 

清代在江宁（今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处设立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清代“江南三织造”的产品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织造水平。江南三织造各具特色，江宁织造局善于织金妆彩以及倭缎、神帛的织造；苏州织造局的缂丝、刺绣工艺最精；浙江湖州生产的湖丝的品质最为优良，如绫、罗、纺、绉、绸等织品则多由杭州织造局织造。

【鹅黄大蟒缎】【蓝色大蟒缎】都是由杭州织造局织造的。“缎”这种丝织品最早见于元代，明清时期成为丝织品的主流产品。“大蟒缎”的主体纹饰为大蟒纹，边饰曲水纹、云纹、暗八仙等纹饰，寓意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