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就话剧《色，戒》的创作和现实意义我接受了中戏戏文系老师的采访，赵老师和张老师正在拍摄一部纪录片，是要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位老师凑巧还对我改编排演的话剧《色，戒》很感兴趣，就对这部戏的改编和排演中的一些问题探讨了起来。

     话剧《色，戒》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在跟李安《色，戒》的风吧？是对张爱玲《色，戒》的篡改？等等。其实这些也是很多关注这部戏的朋友们想了解的话题，我只好谈谈我的创作理解了，有不妥之处还要请友善的朋友们提出，共同探讨。

     话剧《色，戒》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正是我创作这部戏的核心目的，只有这个明确了才能把这部戏排好。一部经典小说只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文本在不同时代的现实环境中总能生发出鲜活的意义和启示，这也是对作品是否可称之为经典的印证。张爱玲的小说很有魅力，她的短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张爱玲又是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人无完人，张爱玲也有她自身无法完善的缺陷，就是太追求个人的超脱，太追求为了艺术而艺术，致使在某些方面去追求了抽象的人性论或泛人性论，而忽略了人的社会性。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张爱玲的《色，戒》读起来那么晦涩、隐晦，不易懂得她真正的内涵。

      张爱玲真正吸引我的是她的风格和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她作品中所有女性都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是一些生活的不彻底的人，可她们都在非常认真的生活，能够在残酷环境中奋斗，但没有小女人的自艾自怜，能够“承受”生活的苦痛，能够直面人生，能够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继续生活。这是一种中华民族血脉中流淌的坚韧和不屈。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面对自己生活中的种种残酷，承受生活中的种种苦难。这正是张爱玲作品给我的启示。

     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其本质是虚构的、想象的，是对未来生活和命运可能性的虚构和想象，但对未来可能性的虚构和想象是离不开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是在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张爱玲的《色，戒》也是这样，为了文学技术的需要，张爱玲选取了人性冲突最激烈和深刻的色与戒的矛盾来揭示人性的种种遗憾。《色，戒》中单纯到极端的是佳芝，戒到极致的是易先生，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就是邝裕民、梁润生、赖秀金、易太太等人物在色和戒的矛盾中不断的打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在生命中面临的困惑。

     由于张爱玲的超脱致使《色，戒》对民族情感的考虑有所消弱，这正是我改编的话剧《色，戒》所要凸显和渲染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民族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时候是很难产生爱情的。我们必须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的抗战环境中才能体会到民族情感的浓烈是一种什么表达。王佳芝是一个爱国者但她不是一个革命者。她有爱国的冲动和热情，但没有一个革命者应具备的理性和能力。但佳芝与邝裕民等爱国青年并没有因为自己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就放弃了行动。他们不以小而不为之，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民族不灭不屈的精神。这是话剧《色，戒》要告诉观众的：炎黄子孙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忘本，都不能忘记自己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华儿女，这是一个民族的责任。俗语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可生活中有多少人忘了本，还不如一个畜生有德行。到日本说自己是日本人，披着日本太阳旗摆POSE。这样的人该醒醒了，别总把无知当个性了。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哪些忘了本的人还在跪着呢！

     话剧《色，戒》是在跟李安版《色，戒》的风吗？其实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大，因为出发点不同，从目前的创作理念看，话剧《色，戒》所凸显的民族情感、爱国热情恰好与李安版《色，戒》所传递的一种对汉奸的暧昧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从这方面讲话剧《色，戒》的立意既然与李安版《色，戒》对立的话，那也谈不到跟不跟风的问题了。

     话剧《色，戒》是对张爱玲小说的篡改吗？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用短短的一万余字来揭示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情感与理智矛盾的问题是很难把细节都说清楚的。但张爱玲的文学技巧很娴熟，只是粗粗的每个人物的重要关节描绘了出来，需要我们按照当时的抗战情境去还原每个人物的鲜活生活和情感。正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不同的读者得出不同的结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在探讨人类生命色与戒的激烈冲突，导演在进行二度创作时必须要赋予作品新的现实意义，使得小说原作在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激发青年爱国情怀和民族情感。让青年人能积极向上，胸怀坦荡，而非整日自我逃避，自艾自怜，狭隘无比。从这个角度，话剧《色，戒》是忠实张爱玲原著的，是在人物多重性格中与导演发生共振的那一部分性格进行渲染，但是是在没有脱离原著人物性格的个性凸显。就像一百人塑造哈姆雷特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都是哈姆雷特，但每一个哈姆雷特凸显的个性不一样而已。所以，话剧《色，戒》没有篡改张爱玲的原著，只是在原著基础上的二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