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我从县城调入某市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学校刚从农村搬回城市不久（文革时赶时髦搬到农村），只有残缺不全的五个系，最大的中文系也只有两个年级四个班，十余名教师，教学设备十分简陋。因为办公室不足，允许教师在家备课，所以我除了周一的例会和三、五两个上午的课外，其余时间全部在家里……

    我的家离单位不算远，地域也不十分偏僻，但却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乡下人，羞涩地蜷伏在城市华丽的楼群中。这里是前后两栋简易的平房，前面是一所小学，左右都是林立的高楼，后面是一小片农家的菜地。两栋房各十户人家，都是一室半的同样格局，都有一个用砖头砌成或用旧木板夹成的小院，两趟房之间有一条不宽的小路，只能勉强让手推车通过。我家是后趟房的第二户，妻子淑芬是纺织厂的工人，她是下乡返城后接祖父的班进这家工厂的，同样也是在祖父母先后去世后，继承了这间小屋。屋子虽很简陋，她却十分喜欢，因为那个年代有多少普通工人子女结婚后还和父母挤在十几米至多三十几米的小屋里。妻子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拖布擦一遍永远也擦不干净的一大一小两间屋的水泥地面，然后才生火做饭。下班回来也不忘掸掸落在白灰墙上的灰尘。我们只有两样家具，一个衣柜，两只箱子，衣柜是她家的陪嫁，箱子是我从原先工作的县城带回来的，一只是书箱，一只装破烂衣服。尽管这样，妻子也心满意足，整天脸上挂着微笑，一下班就开始在屋里忙来忙去，把个小家操持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至于我，对这种新环境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苦涩中带有一丝甜蜜，漂泊了半生总算有个家。妻子淑芬个不矮，长得也不难看，难得的是能干，贤惠。她对我关怀备至，家务活几乎全部包下，留给我的只是劈柈子，生炉子，倒炉灰。每周一次的大清洗，则是她看着洗衣机，一遍一遍地搓洗，因为屋里没有下水道，我则一桶接一桶地往外拎脏水。这里虽没有绿树环绕，鲜花簇拥，却别有一番风味。读书之余，我喜欢站在院子里看头上一小方蓝天上的白云，喜欢走出胡同口站在两栋房前的马路上看小学校的孩子们上学放学。学校东墙外有一条被城市遗忘的小溪，里面长满了杂草，几乎看不到水流，夏天蜂蝶飞舞，初秋蜻蜓停落在突出的蒿草尖上，都使我想起童年时的乡村。难能可贵的是这里的住户大都是工人，都十分朴实热情。二十户人家全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全打招呼，一家有事，无论大事小情好事坏事，不出一天二十户人家就全都传遍。这是如今老死不相往来的高楼族们难以想象的。

    我的西邻姓刘，一个老太太领着七个姑娘。老大已经结婚，并有了个小女孩，仍挤在这30米的小屋里。除最小的一个还在读书外，其余的都已有了工作，但职业都不太好，有在饭店当服务员的，有在粮店炸麻花的，有在旅店打扫房间的，工资也都不高，还全靠纺织厂退休的老母亲全力支持这个家。这家姑娘长得都不难看，而且很好打扮，下班的时候，一个个蓬头垢面，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可过了一会儿，就换上了时髦的花衫裙装，抹上了脂粉口红，花枝招展地先后出现在两栋房前的马路上或小溪的堤坝上。五个姑娘（除了已嫁的老大和读中学的老七）都到了待嫁的年龄，而且都在积极恋爱，可惜成功率太低，看中了姑娘的往往看不中姑娘的家庭或姑娘的工作或文化素质。但五姊妹决不气馁，黄了再找，恋了再恋，因此凡是在胡同里出现的男孩几乎都是奔他家来的，并且不断有新面孔出现。

    刘家姑娘频繁的恋爱虽招致邻里一些非议，但喜欢说话，乐于助人，前后房的老头老太太还都比较喜欢她们。就在这年的秋天，学院给每位教师分了两吨煤，车进不了胡同，只好把煤卸在前栋房和小学校间的大道上，剩下的事就全靠我了，只能一挑一挑地往院子里搬。从下午两点，到妻子下班时搬到家里还不到三分之一。可当刘氏姊妹都下工后，全部出动，用桶拎，用筐抬，没到天黑就帮我把大道上的煤全部搬回家中。

    我的东邻姓王，男的是房产局工程队的一个木工，因为参加了这两栋房的盖建，才分给他一户。他个不高，但很墩实。院子里总摆着个做木工活的台子，经常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在院子里做着木工活。女的叫张莹，是个干部，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虽只是个普通职员，但在这个下层社会中无疑是鸡群中的一只凤凰，显得高人一等。其本人并不以自己的干部身份为贵，和这里的普通人一样，在两趟房中出出进进。我们两家其实只有半墙之隔，两家中间只钉着不到一人高的几块木板，用王福师父的话说，这样更好，两家能互相照应。我这个人一向有一种自卑感，羞于见女子，尤其是时髦漂亮的女子，因此除了夏天看见她穿着短衣裤、冬天穿着黑棉袄在院子里忙来忙去外，别无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