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1日，我组团开启“重庆之旅”。我第一次踏上重庆歌乐山的道路，参观白公馆和渣滓洞，还是1997年7月，时隔28年，再次来到此地，空气中仍弥漫着沉重的气息。围墙上的弹孔依旧清晰，刑讯室内的刑具静静陈列，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惨痛的历史。

这两处，曾关押着300多名革命志士，其中包括年仅八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1949年9月6日至11月27日，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 仅1949年“11·27” 对囚禁在这里的革命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207人遇难，其中：包括小萝卜头和“监狱之花”1岁零3个月的卓娅、9个月大的苏菲亚。之后，浇上汽油连同地面建筑与尸体一道进行了毁尸灭迹，惨不忍睹。                 

白公馆原本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他自诩为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后代，将别墅命名为“香山别墅”。1939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用30两黄金强行买下此地，改造为秘密监狱。这里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最多时达200多人。

与白公馆齐名的渣滓洞，原本是商人程尔昌于1920年开办的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军统强行征用后也改建为监狱。

这两处被当地人称为“两口活棺材”。围墙高立，铁丝网密布，明堡暗哨林立，阴森恐怖的气氛至今仍能感受到。                       

在这些“活棺材”中，革命者展现了惊人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挺进报》主要负责人陈然被关在白公馆一个阴湿的牢房中。难友们通过秘密孔道，传给他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陈然将获得的胜利消息写在纸上，创办了狱中《挺进报》，写着“《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 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由何雪松、蔡梦慰等20人组成的“铁窗诗社”秘密在狱中成立。何敬平写下了《把牢底坐穿》的不朽诗篇：“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在白公馆的牢房里，有一个特殊的小囚犯“小萝卜头”宋振中。他随父母被捕入狱时年仅8个月，在狱中度过了将近8年的时光。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头大身小，被难友们怜爱地称为“小萝卜头”。5岁时，他开始学习缝补衣服，收集破布、破袜子留给妈妈做鞋用。到了学龄期，难友们通过集体绝食争取，为他争取到了学习机会。爱国将领黄显声成为他的老师，父亲用树枝磨尖给他当笔，母亲用棉花烧焦兑水当墨汁。“小萝卜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学习。在他8岁生日时，黄显声送给他一支铅笔作为奖励。在狱中，他利用自己年龄小、行动相对自由的条件.为大人传递消息和情报，成为狱中地下党的小交通员。

革命志士们，在生命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对党的忠诚。1948年4月初，重庆的国民党特务以破坏《挺进报》为突破口，抓捕了135人，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被捕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在狱中按照上级指示，注意搜集情况，总结经验。一场“大讨论”在黑牢里秘密展开。1949年1月17日，江姐（江竹筠）口头拟了一份讨论大纲。难友们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最终形成了著名的“狱中八条”。这八条意见包括：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革命志士们欢欣鼓舞。罗广斌与陈然、刘国鋕等难友满怀胜利喜悦，用一床红色被面和草纸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他们将这面红旗藏在牢房的地板下，准备等重庆解放时举着红旗迎接解放，然而他们没能等到这一天。

那面用草纸和红被面制成的五星红旗，如今静静地躺在陈列馆中。针脚歪歪扭扭，却比任何绣金缀银的旗帜都更夺目。当年的革命者们没有见过真正的国旗，却凭着想象对新中国的惮憬一针一线缝进粗糙的纸里。

当我默默地走在歌乐山下的平坦大道上，眼角闪烁着泪花，轻轻地踩着先烈用热血铺就的基石上，去缅怀那些在黎明前倒下的先烈，你们才是我们最可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