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溢油污染事故已过了两个多月，仍无结束迹象。北京有律师提出环境公益诉讼，然而8月9日向青岛、天津海事法院及向海南省高院分别提起诉讼，拖到近日，只有海南省高院作出了回应――以侵害地不在管辖区为由拒绝立案。

　　拒绝立案的消息足以让康菲窃笑，当国家海洋局率先向其发出罚款20万元的处罚时，估计已令康菲喜形于色：中国法律不足惧哉！在这场严重油污事件中，我们的法律至少在三个方面摇起“降旗”：

　　第一，信息责任。信息提供责任指向肇事者，作为实际管理和经营油田的主体单位，康菲公司负有向公众及时提供准确油污信息的责任；信息监督责任则指向国家海洋局及海岸防卫部门，他们应有不依赖于康菲的独立信息核实与监测机制，而不只是坐在办公室开张罚款单了事。在这次渤海溢油污染事件中，至今油污面积有多少、每日油污面积增减动态，都没有一个权威信息。

　　而行政及刑事责任则构成了责任成本预期，责任成本低于信息发布成本时，肇事者宁愿选择不公布信息，甚至懒得道歉。

　　第二，公共利益。任何一桩重大污染事件，都不可避免地造成直接损害和持久损害。对特定人的直接损害，可通过民事救济获得补偿，但对不特定人的损害，则因民事请求主体的缺位而难以在现有司法程序中获得权利保障。除非有公共利益的代言机制，否则治污成本最终会由无辜的受害者承担。美国墨西哥湾油污事故期间，美国总统严词斥责肇事者，就彰显了公共利益因素的国家关切。

　　康菲漏油事件中，除水产养殖户因现实损失而能直接请求赔偿外，漏油对海洋生物及其食物链造成的污染，也会逐渐转移到中国人的食品上，导致国人健康和国家食品安全受到长期威胁。这些持久的、未来的损害，如果没有公共利益代言人索赔，肇事者就会逃脱终端责任。

　　国家海洋局表示正研究对康菲提起诉讼，但国家海洋局并不负责中国食品安全及海洋生态安全，并不是最佳人选。而美国的案例，是美国总统直接介入索赔，才最终让肇事者同意设立高达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而且这不是上限。

　　第三，司法管辖。司法管辖本身解决的是“让诉讼更容易更方便”问题，但我们事实上常陷入“让诉讼更难更不方便”的怪圈中。海南省高院比起任何一个内陆高院都有海事审判经验，在我们不可能直接起诉到最高人民法院之时，海南省高院是受理这桩污染案的最佳人选。无奈司法大举“避让”旗，消极对待，法律就这样被人为拔光了应有的铁齿。